報人陳南上周日離世，終年六十一歲，同行無不感到惋惜，紛紛哀嘆「世界上又少了一個好人」。報行通常對任何問題都難有共識，但對於陳南是大好人一個，相信沒有人會不同意。筆者問過在不同時候跟陳南一起共事的同事，記憶中陳南跟誰吵過，大家思前想後都想不出來。然而，要總結陳南一生，相信愛國才是他真正的寫照。他從港大畢業到「左派」的《文匯報》和《香港商報》，服務了36 年，應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陳南在去世前一天，給老領導張雲楓打電話，大概是意識到生命即將終結，想給短暫的人生留言，他說：看到國家發展蒸蒸日上，國力日強，如日方中，我也無所遺憾。愛國，是他的人生實踐，是他的行為指針，是他堅持畢生在愛國報業服務的支持。
港大畢業入左報受冷言冷語
陳南出身寒微，1978 年在香港大學畢業，當時可謂天之驕子，要謀一份好的差事，無論為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或者在主流社會過安逸的生活，又或者考政務官服務社會，都不成問題，但他毅然到了文匯報做記者，這意味著工資收入只是同班同學的四分之一到三之分一。程翔曾經說過，不要說我們每個月領了多少工資，而是每天我們虧了多少給報社。
雖然到文匯報服務的港大畢業生，陳南不是第一個，在他之前有麥華章、程翔、劉敏儀，在他之後的還有陳堅明，中大畢業生有齊禧慶、陸漢德、周夢茵，美加大學畢業的有簡鴻昌、阮紀宏等等。這批人跟後來進愛國報紙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不一樣，除了要做出經濟上的犧牲外，不少是頂著家庭壓力，也有受到同儕的冷言冷語。
可是，我們在文匯報工作的日子是開心快活的，一是受到賞識與重用，因為左派在文革期間長期自我封閉，自成一國，缺乏懂英語，跟主流社會有密切聯繫的新血，我們正好符合當時左派報紙要打開新局面的需要；二是我們為了報國理想，能夠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也得到自我肯定，三是上下級和同事之間關係融洽，跟根正苗紅的傳統左派也沒有太多的隔閡，幾乎是不分你我，工作上有一股要跟主流媒體爭一日長短的幹勁；生活上很多都住在宿舍，朝夕相處，工餘一起看電影、打籃球，難得全體休息一天也會組織郊遊，簡直就是一個大家庭，很多同事，包括麥華章、程翔、陳堅明和陳南，另一半都是在同一個辦公室找的。
沒跟隨文匯離職潮
總體來說是開心快活，當然也有爭拗，有些是工作上的小矛盾，有些是對問題的爭論，這些都是任何機構都會出現的問題。最大的考驗來自國家的突變，八九年的特殊时候，文匯報三十多名員工離職，陳南沒有離開，當時沒問過他為什麼，但我想，既然加入文匯報是出於愛國，國家某些領導人出了錯，國家還是原來的國家，對一個暫時出錯的國家，應當不離不棄，愛國初衷沒有錯，繼續愛這個國家也沒有錯。
愛國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多少有點是浪漫的，經過歲月洗禮，這批年輕人由於不同原因陸續離開了，只有陳南堅持到最後。他在1992 年從文匯報轉職到香港商報，起初出任總經理，後回到老本行做新聞，出任總編輯，執行總編輯，直到去年退休。
淡泊名利拒絕跳槽
當年出於理想，也有不少大學生加入比如華潤、中國銀行或者中旅社等國家機構工作，當中不少也能做到退休。但跟一般的商業機構不同，加入國家機構服務，當報國想法淡薄之後，仍然是一份不錯的職業，但報紙是意識形態領域，經常會被推到風口浪尖，成為香港主流社會跟左派機構矛盾的磨心，社會壓力很大，又或者在內部跟一些內地派來的幹部在認識上有分歧，對於中央改變政策，特別是急劇的改變，很多本地人，也包括非傳統左派的外來人，對於政策的改變是一時難以接受的。陳南所不同的是，他總是往好的一面積極應對，而且是以平和的態度去據理力爭，從不會拗到面紅耳赤，更不會動輒想到離開「是非之地」。
除了愛國初衷未改，陳南還受到淡泊名利人生觀的影響。職務上能升能降只是內部問題，左派報紙難入主流，如果並非出於個人能力低下而不能跳槽，對於實現人生價值多少有點遺憾，陳南並非沒有機會離開，一些主流報紙和雜誌，也曾邀請他加盟，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名利雙收的事，但他就是不為所動。然而，對於新聞行內事務，他一直是熱心的。陳南長期出任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理事，報業公會總幹事，默默付出，不計名利，這也是受到行內人稱許的。
臨近退休，他積極參與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退休報人組織）活動，由於他的積極參與，很多人都期待他退休後在這個協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沒想到的是白頭人送黑頭人。
陳南晚年很喜歡捋他一頭銀絲，青絲變白髮，是他人生漸變的過程，相信他每一次捋它，都在撫摸著過去的歲月，都在無怨無悔地回憶為此付出青春的事業。雖然左派報紙至今還未能為主流社會所接受，原因很多，但陳南的付出，心血沒有白流，香港報業史會記下左派報業的表現，也會記住陳南的留痕。
本文作者简介：阮紀宏，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香港資深媒體人和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香港商報》副總編輯，以及《明報》副總編輯兼副主筆，筆名為「戴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