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中国城变迁：老房留不住人当地华人谋求招商

　　高耸的红色牌楼、林立的商铺招牌、成片的中国餐馆，以及熙熙攘攘来往的中国人，中国城，这个曾经是美国各大城市标志性场所之一的地方如今正日渐凋零。

　　纽约的中国城算是美国东部最大的中国城了。这里的中国城不像波士顿、费城、华盛顿等城市的中国城，没有红色的牌坊。走到哪里看到中国特色的小店开始多起来，就算是中国城了。在繁华的主街Canal 街上，记者看到这里一排排各种箱包、小工艺品等有中国特色的小商品店。然而，不仅仅有中国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还看到了赛百味、麦当劳等全美连锁快餐店也夹杂在其中。

　　“房租控制”

　　这里大多是10层楼以下的旧房子。一楼为店铺，楼上为民居。在一家大型银行做风险管理的安德鲁（化名）就是住在那里的楼上。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职业衬衫，30多岁模样。他告诉记者，自己住在中国城内一户有“房租控制”的两居室里，和他同住的还有两个弟弟。他们一个月的房租只有450美元，而相类似的房型如果不是“房租控制”，在中国城所处的曼哈顿下城起码每月3000美元以上。

　　“这本是我叔叔30多年前租的房子，现在我们三个兄弟在住。” 安德鲁说。

　　“房租控制”是纽约为了保护低收入租户不会被房东赶走而出台的政策。“房租控制”管制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住宅楼。

　　现行版本是1943年通过，规定如果每月房租低于2000美元，无论市场行情如何，房东每年房租上涨的幅度不能高于一定比例，通常是2%。“房租控制”还可以在家庭范围内继承或转让。

　　因为房租便宜，房东并没有什么动力进行房屋的装修和改进，安德鲁的公寓还维持着几十年前老旧的风貌，水管永远压力不足，电线动不动就过载等。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夏天有个待在公司不肯回家的安德鲁，因为家里电力不足，无法让空调正常工作，他宁愿待在公司里。

　　“其实，中国城像我这样年纪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大多都是老人。年轻人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搬走了。我以后结婚也肯定不会住这样老旧的房子了，但现在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节约不少钱。” 安德鲁说。

　　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曾进行过一个调查。纽约中国城5000户租户中，4200户为“房租控制”的租户。

　　恶劣的居住环境自然对有能力负担好房子的高收入华人年轻一代，尤其是对有孩子的华人家庭没有吸引力，而留在中国城的多为低收入的老住户。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在1990年到2010年间，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人口下降了5%，作为对照同期曼哈顿整体人口上升了6.6%。在这20年间下降最快的就是17岁以下的少年，降幅达到35%，而65岁以上的老人倒是增加了4%。

　　中国城以前曾居住着多代同堂的传统华人家庭，但现在，中国城内大家庭的比例在迅速减少。

　　此外，根据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统计数据，1990年，亚裔占中国城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到2010年，亚裔仍旧是主要种族，但是已经占所有居民的一半以下。

　　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认为这一变化是布隆博格领导下的纽约市政府和警察局支持发展房地产业造成的。该基金认为纽约市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没有政策保护和支持中国城文化的保存。而靠近市政府和华尔街的中国城是曼哈顿的黄金地段，这里是地产开发商眼中的肥肉。

　　纽约市政府签发的在中国城区域内的建筑许可从1990年的15个迅速增长到2006年的970个。有了建筑许可，中国城的传统建筑就可以被拆除，重建成为没有中国特色的高级公寓卖给高收入者，多数为白人。而且警察局以居住条件恶劣为由，大量签发“住房违规令”给中国城的居民楼。上述基金在2005年曾进行问卷调查，发现75%的华人住户收到过警察局的“住房违规令”或者“严重住房违规令”。收到“严重住房违规令”后，该住户楼就不能合法住人，原住户必须限期搬离，从而失去“房租控制”特权。而被“房租控制”限制了盈利能力的房东如果不能筹措到足够资金重新装修房屋，就只有把房屋低价卖给房产开发商。

　　产业变迁

　　说起中国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琳琅满目的中餐馆。其实，中餐馆只是纽约中国城的支柱产业之一。曾经的另一个支柱产业是成衣厂，这里曾经雇用了3万多名工人。陈作舟说起当年唏嘘不已。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口纺织品逐步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而“9·11”则是压垮中国城成衣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9·11’发生后，因为警戒封锁，材料运不进来，成衣也运不出去。本已风雨飘摇的成衣业经此一劫就正式成为历史。” 陈作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许多房子一楼的商铺可以出租，而楼上的厂房都是空着的。”

　　缺乏新的支柱产业、无法产业升级是中国城面临的最大问题。

　　美国各地中国城的大发展是在1882年美国通过歧视性《排华法案》之后，华人被驱赶进划定区域的中国城。当时，由于禁止雇用华人甚至很多公共服务也不提供给华人，中国城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商业体系和社会服务系统。

　　从1943年《排华法案》被相对宽松的新歧视性法律所取代，针对华人的种族隔离政策逐步松动直到彻底被废除。集中在中国城内小而全的独立经济逐步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经济。

　　基础设施投资的缺乏和“房租控制”造成中国城始终难以摆脱脏乱差的形象，产业升级步履维艰。好的医生、律师哪怕是华人也不愿意在中国城开设办公室。

　　雪上加霜的是“9·11”之后中国城所处的曼哈顿下城受到巨大打击。许多银行搬迁到了曼哈顿中城，世贸中心附近大约5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中国城的中餐馆也损失了大量午饭客流。

　　面对困境中国城并不是没有创新。拥有印第安纳大学企管学位的大卫·王结合航空公司廉价票战略和网络售票技术，开拓出新商机，成立客运公司从事美国东部主要城市的中国城之间的客运大巴业务。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多家公司从事中国城大巴业务，服务对象也从中国人为主，扩展到各族裔。中国城大巴以频繁的车次、不到一半的价格外加提供免费WiFi，在美国东部主要城市间的路线上彻底打败美国主流公司灰狗大巴。

　　可惜在2012年，美国运输部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以“违反多个安全规定危害公众安全”为由关闭了三家主要的华人长途汽车公司。同时，灰狗以降价和提高服务等手段重新赢回了市场份额。

　　“中国城大巴被查封造成中国城商家和餐馆一年又减少了上百万人次的客流量。” 陈作舟说。

　　背水一战

　　在采访中，陈作舟不止一次地用背水一战来形容现在的中国城。面对困境，中国城必须重新赢得中国人的青睐，创造出成功的商业环境。

　　“以前中国城很排外，只有广东话和福建话，现在逐渐地包容各地来的中国人。” 陈作舟说，“中国城满足投资移民法律定义的‘目标就业区’，只需要50万美元就可以办投资移民。”

　　纽约亨特学院教授彼特认为，中国城的消失，不仅仅是一个种族人数在曼哈顿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变革消减了贫困人群的生存空间。他认为，中餐馆要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给中国城带来稳定的客流。“进一步提高、完善社区的工作条件，这样当地的居民才会再次光顾并维持当地商业。”彼特说。

　　为了改变中国城脏乱的形象，中国城的商家集资成立了清洁队。清洁队在中国城主要商业街打扫街道、清理垃圾箱。在过去5年内，这一举措使得中国城主要商业街的面貌大为改观，至少不再令人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