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10月29日文章 隨著APEC北京峰會的日益臨近，關于中日首腦會談的猜測也越來越多。于10月29日在北京與習近平會談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成為中日媒體關注的焦點。

 

　　在福田康夫訪華之前，中日之間已經出現緩和關系的勢頭。10月22日，日本副首相兼財長麻生太郎與中國副總理張高麗進行了非正式接觸，呼吁在APEC期間舉行日中首腦會談，恢復兩國的“戰略互惠關系”。

 

　　在經過長期的僵持之后，中日關系出現緩和勢頭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然而，這些表面上的緩和事實上并不能掩蓋中日之間的深層次矛盾。這種矛盾一方面來自于近代以來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但更多地則來自于亞太的地緣政治格局變遷。

 

　　在中國看來，二戰后所形成的國際秩序正是防止日本再度軍國主義化的有力約束。失去這一體系的約束，日本就有可能再度進行軍事擴張，危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在安倍對歷史翻案的問題上，中國秉持一貫且堅定的立場，堅決反對安倍政府的惡劣行為。為此，中國將安倍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改變立場作為中日首腦會談的前提之一，中國還與俄羅斯一道共同維護二戰后所形成的國際秩序。

 

　　另一方面，作為美國在戰后扶持的重點對象，日本的國力卻出現緩慢踏步的幾乎停滯狀態。日本對中國的制衡作用明顯弱化。作為亞太的長期領導者，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也相對弱化。中美日之間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必然會反映到亞太戰略結構的變化之中。正如美日戰略學家所言，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正處于失衡狀態之中。

 

　　在應對這種失衡格局方面，美國相繼提出“重返亞太戰略”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其核心即在于，通過加強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外交聯系以及扶持盟友，來提升美國及其盟友在亞太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以抑制中國在亞太戰略格局中的急速上升態勢。然而，中國顯然無法接受美日的這種抑制。

 

　　總體而言，在面對二戰后所形成的國際秩序以及亞太戰略格局的變遷方面，中國與美日都具有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難以消解的矛盾將是制約中國與美日發展戰略互信以及長遠關系的最大障礙。因此，盡管中日關系出現緩和苗頭，但長久的和平共處則仍然缺乏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