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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日记》:预言癖与偏执者的记录

2014-10-3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奥威尔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有一副奇特的面貌。全书所占篇幅最巨的五卷《家庭日记》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乃奥威尔园艺生活记录。奥威尔最爱一丝不苟记下来的,是他养的母鸡这一天下了“几颗蛋”,有时候,连续好几天唯一的记录,就是“几颗蛋”——— 在这里,颇能见出奥威尔坚毅与固执。令人疑惑的是,对奥威尔而言,家庭生活,只是养鸡种花?《日记》这一部分内容,我是全然地隔膜,本文将不再涉及。

此外,厚达686页的《日记》,几乎完全看不到奥威尔谈文论艺,也不能不让人觉得奇怪。如果对奥威尔毫无所知的人,初读便是这部《日记》,恐怕很难想到他也写过小说。当然,奥威尔本身就少文艺腔。

剩下的《摘啤酒花日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日记》、《摩洛哥日记》、《战前事件日记》、《战时日记》,均独立成篇。奥威尔写日记,有一种洁癖,自定的主题之外的东西,一概不谈。除《摩洛哥日记》外,其他诸篇分别与奥威尔几部非虚构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直接联系在一起。日记里很多内容,后来都搬到了相关著作中。可以说,很多时候,日记就是奥威尔用来作为写作蓝本的。不过,两相对照,能发现此中有断层。长久以来,奥威尔与许多高贵的品质紧紧地扭结在一起:真诚、冷峻、良心……且已入绝对之境,不容质疑。但我们读一读《日记》,就会发现,这些品质,也有不那么高贵、甚至变味的时候。当然,不必读《日记》,仅从奥威尔的正经著作来看,也能得出相同结论。

奥威尔身上的标签之一,即真诚。《在巨鲸肚子里》中,奥威尔说:“对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是否掌握了‘真理’,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情感的真诚。”(收录于《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34页)可见在奥威尔那里,“真诚”的位置很高。《对文学的阻碍》中,奥威尔又说:“(虚构作家)可以扭曲或者嘲讽现实,以使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清晰,但他不能歪曲自己头脑中的画面。”(出处同上,第400页)换句话说,歪曲了,即“不真诚”。这两句话,很能映照出奥威尔的内里。的确,作家可以扭曲现实。不仅可以,有时候,还非扭曲不可,只要是为凸显现实故。不然,这扭曲,便是以非为是的实实在在的扭曲,引人堕迷途。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自己头脑中的画面”不等于现实,甚至悖谬于现实时,是要去扭曲现实,而非矫正“自己头脑中的画面”?此处,奥威尔显得无比真诚的话语后面,有这样一层意思:个体思想的自由,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甚至凌驾于“真理”之上。个体思想,不管是错是对,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且能自由地真诚地表达出来,便圆满。殊不知,在这种诚与真相剥离的情况下,“情感的真诚”与“思想的自由”失去字面上的意义,成了廉价的符号,越“真诚”就越“不真诚”,越“自由”就越“不自由”。

虚构作家有扭曲和嘲讽现实的权力?非虚构作家有没有呢?奥威尔告诉我们,有!《日记》所映照出的奥威尔非虚构著作中最明显的扭曲之处,编者彼得·戴维森已经指出。1936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奥威尔记述自己路过威根“一条肮脏得令人恐惧的小巷,看见一个女人,很年轻,但极度苍白,一副沾满污泥、精疲力竭的样子。她正跪在一栋房子外的下水道边,拿着一根棍子疏通污水管。在那一刻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那神情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凄凉的东西。更令我震惊的是,她此刻的所思所想显然和我的一模一样。”后来,这段观察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一个著名的段落。但是,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奥威尔是在穿梭于威根的列车上看到这个女人的,他甚至还看到了她的年龄与病历,“在反复流产和过度操劳的折磨下,25岁的姑娘看上去却像40岁”。很明显,奥威尔是添油加醋了。这样,的确起到了他所谓的“意义更加清晰”的作用,凸显威根工人阶级贫困的惨烈的现实生活。但这扭曲,绝非必要,《日记》中貌似平淡的描写,已经足够了。

这绝非特例,奥威尔常常这么干!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阿伯特·赫伯特说:“他是一位激情澎湃的偏袒者,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在作品中有意对自己的所见进行恣意的处理。”(《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收录于《〈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第84页)我们再比较同写流浪生活且有连续性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和《摘啤酒花日记》,也会发现奥威尔在著作中下的油、盐、味精,未免是多了点。

奥威尔的作品,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还普遍存在着另一种扭曲:为获得一种特别的效果,压扁环境或人物,片面化、尖锐化某一特质,让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让人因此易于接受而不必、不能深入探究。如很多人指出其悖谬处的《如此欢乐童年》,又如我们熟知的《一九八四》。奥威尔1942年4月27日的《战时日记》中有一句频频被引用的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的手中。”如今,奥威尔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这“权力”亦是因偏执而来。对于奥威尔的这些看法,已经是常谈了,可惜中国读者要么是听不到,要么是听到了亦不入耳。

奥威尔被如此看重,主要是因为《一九八四》精确地预言了极权政治。书中所描述的状况,是很多人曾经遭遇的,现在正在遭遇的,未来仍将遭遇的。事实是这样吗?不是。《一九八四》正确的部分不是奥威尔预言出来的,它早已在那里。刻下,大多数人所处于的最主要的困境绝非《一九八四》所描述的那样,笼罩一切的资本的极权主义,才是人们怎么也逃脱不了的。

《战时日记》中,也有很多奥威尔的政治预测、断言。不必借着历史的“后视之明”,也很容易知道它们错得离谱。1940年6月24日,奥威尔说,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失败,英国就会产生一个左翼政府;1940年10月25日,奥威尔说,任何一个欧洲犹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社会制度比英国的社会制度好;1941年5月18日,奥威尔说:“两年之内我们要么已经被征服,要么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1942年4月18日,奥威尔说:“印度并不想真的要独立,因此也不会独立。”在发出所有这些“宏论”之前的1940年6月8日,奥威尔认为,在过去10年,自己对每一件事情的预测都强过内阁成员。1941年4月13日,奥威尔承认,回首《战时日记》前半部分,“我的很多政治预测都落空了……我看到自己曾经写到过所有的私人广告都会在一年以内从墙上消失。当然,它们,没有消失”———70多年后,它们依旧没有消失,反而壮大到了奥威尔想象不出的程度。上述“预言”,奥威尔系统化后,都写入了战时出版的小册子《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中。这本小册子,其功用之一是:如果你不知道乌托邦是什么,请读它吧。

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失败,并未能阻止奥威尔检讨、反思自己的探索方式哪里出现了问题,一仍其旧,至少就《日记》来看是这样的。说起来,奥威尔是有“预言癖”的。大概,这些预言,都是他的头脑中一幅幅极清晰与真实的画面罢。1941年4月13日,承认预言多失败时,奥威尔以西里尔·康诺利的一句话自慰:“知识分子能看对事件的走向,却看不准事态发展的节奏。他说的真是对极了。”这真是彻头彻尾的矫饰之辞。其实,关于政治预言,奥威尔后来写的一篇文章《詹姆斯·伯厄姆与管理的革命》(1946)里还有一句话,更值得珍视:“政治预言通常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希望心理。”(《政治与文学》,第336页)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它是无比正确的。

作者:卢德坤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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