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 63

顾准逝世40周年:“中国问题”再审视

2014-11-20
来源:新京报

吴敬琏

王元化

徐友渔

林毓生

罗志田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1965年9月,陈敏之给“五哥”顾准写了一首赠诗。其时,顾准已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紧接着,“文革”开始,狂风暴雨中,他在大字报上只写下两个字:读史。

从历史入手,落脚于现实,处处弥漫着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学者严肃思考、独省如灯的态度和身姿。顾准思考的问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向何处去?我们如何看待、维护个人权利?发展科学民主的同时,怎样处理传统思想资源?这可以概括为“中国问题”,顾准的思考、写作莫不以此为依归,那么,近四十年来,它们是否有了进展、变化与更新?顾准前后的学者们又如何分析、评价?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无疑需要一再审视。

娜拉出走后

有人打着“改革”旗号掠夺大众

顾准: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有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么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吴敬琏传》)

吴敬琏: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顾准日记》序言)

经验主义

不应再有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

顾准: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九十年代反思录》)

个人权利

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

顾准: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天、天子压倒了一切人,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的。(《顾准文存》)

哈耶克: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做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

徐友渔: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荷兰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重读自由主义及其它》)

传统思想与科学民主

批判之余,传统思想可创造性转化

顾准: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集》)

林毓生:话还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儒家性善的观念确实可以作为“平等”的真实基础,但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史官文化

史学在中国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

顾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顾准文集》)

波普尔:从来没有一个权威承认过,思想上大无畏的人,即那些敢于蔑视他的权威的人,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一类人。当然,权威们总是对他们鉴别创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他们所指的创造性仅仅是快速领会他们的意图,他们永远不可能明白两者之间的不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罗志田: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在一个没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就重要得多。中国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史学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来说明并论证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历史和史学在中国的核心地位,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样。

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史官文化,却不免有些夸大。历代史官的地位,实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不论我们把传统视作包袱还是资源,史官既不能承担其责任,也不足以独揽其光荣。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传统者,不过人云亦云,似有些“说而不思则罔”。

(《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201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新京报记者吴亚顺

[责任编辑:宋斯琪]
网友评论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