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分子始終在遇難者“30萬”這一數字上大做文章，以此為突破口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然而，這個數字既不是學界學者研究出來的，也不是哪位政治家提出來的，它是二戰後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作出的法定判決，是曆史的定論，是戰後秩序不容挑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華社記者蔣芳蔡玉高

　　篡改教科書，聲稱“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謊言”……上世紀80年代至今，日本右翼否定曆史、美化侵略的潮流一浪高過一浪，而“南京大屠殺遇難者30萬”一直是他們主攻的焦點。

　　學者梳理石原慎太郎等右翼的典型言論包括：南京當時人口僅有20萬，“屠殺30萬人”是不可能的;30萬的大屠殺，日本媒體怎么可能無一報道;沒有集體屠殺，只有鎮壓俘虜叛亂;“百人斬”是捏造的新聞;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是反日分子，其書信日記不可信……

　　“石原慎太郎等人無法正面否認侵華日軍在南京屠殺30多萬俘虜和平民的史實，於是在南京當時人口數字等方面大做文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說，按照他們的說辭，如果不能證明30萬，南京大屠殺就是虛構的。

　　關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人數，戰後中國和國際法庭早有定論，且相互印證。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有兩個專章“攻擊南京”和“南京大屠殺”，明確指出“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為何是“20萬人以上”而不是“30萬”?參加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的唯一一名中國大法官梅汝璈此後撰寫回憶文章專門就此作出說明。“我們可以很肯定地估計：在日軍占領時期，我南京無辜同胞被殺害的人數必定是在30萬至40萬之間，即35萬人左右……我們的這個估計同遠東國際法庭的估計是絲毫沒有矛盾或抵觸之處的。”

　　而1946年2月，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則首次、直接和明確地作出30萬這一數字這個重要曆史判決，出處則是著名的《穀壽夫判決書》。在這份判決書中，明確認定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30餘萬”的就有三處。

　　朱成山認為，其中兩處還明確指出“30餘萬”的數字，是由“集體屠殺19萬人”和“零散屠殺15萬人”構成的。此外，還明確判定屠殺30餘萬人的時間、地點、加害對象、受害對象、加害手段等，十分詳細和准確。

　　延伸

　　遇難者名單缺乏，只有10505個名字

　　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如坐針氈

　　從事南京大屠殺埋屍記錄研究三十年的學者孫宅巍說，他的研究證明，除了還有大量日軍自行處理屍體或零散埋屍記錄難以計算，僅慈善團體等埋屍記錄的不完全統計就有24.6萬具之多，大量被日軍拋屍長江的還不在此列，可見30萬遇難者的數字，絕不是虛構和誇大。這成為日軍在這一暴行中殺害我同胞達30萬人以上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

　　然而，不可否認，遇難者名單的缺乏正是與人數認定的爭議相伴的。一直以來，這讓許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如坐針氈，在紀念館內的遇難者名單牆上，名字只有10505個。盡管與1995年時僅有3000個姓名相比，已增加了數次，但與30萬相比顯得尤為不足。

　　“對死難者名單的補課，是中西方一切受害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這些囯家史學工作者共同的追求。”孫宅巍說，相比別的國家，我們研究的時間間隔太長。抗戰勝利後馬上就是內戰，內戰後又是抗美援朝，緊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民國史一度成為禁區，而南京大屠殺正好是民國史的一段，所以對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始終認為‘人數問題’從學術層面上是可以討論的，不是說要去跟日本右翼打什么口水仗，而是要立足自己，盡可能地接近曆史真實。”孫宅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