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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不是乡土文学作家 我到哪里都是边缘人

2015-01-29
来源:南方周末

我是怎麼開始寫作的

我上到一年級就文革了。我的啟蒙教育很早,我爸爸教我識字大概是四歲,都是自學,第一個最正規的學堂就是哥倫比亞藝術學院。

我父親的教育方式是一個自由思考者的教育方式,他先发現你喜歡什麼。他也讓我拉過小提琴,但是後來覺得我不喜歡就不拉了。他发現我喜歡跳舞就带我去求老师,发現我唱歌唱得很好也带我去求师。

他不太禁止我讀書,比如什麼書是兒童不宜,他不管,他覺得你自己會有鑒別能力的,而且他覺得越小接觸大人認為不宜的東西越好,反而不覺得特別神秘和禁忌。

我的母親比較嚴格,會禁止我看一些書,我就偷偷地看。我們家的《西廂記》是我爺爺買的,很大,線裝的,這邊是圖這邊是字,圖很葷的,有時候搬出來看我爸爸也不管我,媽媽在家我就絕對不敢看。

上到文革就停學了,我爸爸被打倒以後我也不敢上學。學分數,我怎麼也弄不懂,我爸爸拍桌子打板凳地教,你怎麼這麼笨。後來我想到這些孩子被嚇成那樣,腦子“啪”一下就空白,斷電了的感覺。我到了小數點就沒學下去了。

我從12歲到軍隊的文工團,跳了8年舞蹈。

最早是1979開始寫作。我們部隊參加自衛反擊戰,當時記者很少,我說我想去,就批准我去了。我到後方的野戰醫院開始采訪,采訪傷員、從前線撤下來的小戰士,有一天夜里就來了一千多個。采訪他們以後就覺得,舞蹈這個東西太不能表達我自己了。就像我爸爸當年從畫家轉行成作家一樣,我也大概是從那次轉行成了一個寫作的人。

當時我寫了幾首小詩,都发表了,因為很缺這樣的文章,就給了我一個三等功。我又去了一次前線,就使我徹底轉行了,轉到創作組。

文工團派我去寫報告文學之類。去的是云南,最遠也就走到蒙自的野戰醫院包紮所。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我一直在前線做戰地記者,當時寫了很多文章。在那段日子,我发現,原來在一個舞者的身體里,休眠著一個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調到部隊的創作組之後,我以軍旅作家的身份創作了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

8年軍隊生活為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我的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及中短篇小說《少女小漁》,均創作于這一時期。

1988年我收到美國新聞總署的邀請函,讓我去了解美國青年作家和藝術基金會,去七個城市訪問。這個訪問讓我覺得在美國做一個年輕作家是挺有意思的,他們相互之間的藝術的批評和讀書氣氛挺好的,我就特別希望到美國去留學。回到中國我就學英文。

我後來考上兩個學校,一個是水牛城布法羅大學的英文系,還有一個是哥倫比亞藝術學院(不是哥倫比亞大學,媒體的介紹都是錯的),因為給我全獎學金,所以我就去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

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在芝加哥,是一個私立的藝術學院,學校沒有任何學科跟藝術有關,最好的是電影系,寫作是其中的一個系,名字叫小說寫作。

我1990年秋天開始讀,一直讀到1995年。我閱讀英國文學原文的基礎是很差的,學校要求我從基礎開始學,我就去學莎士比亞了。

任何一個行當都有被訓練的余地和空間。即使你是天生的小說家,被訓練以後,可以寫得更加省力,而且在學校你可以有紀律、系列地讀大量文學作品,用一個寫作者的眼光去讀,也用一個批評家的眼去讀。

寫作無非也就是讓你多寫,如果你是一個自由的狀態,不去上學就很懶,寫得少。在這個寫作班里你必須寫,寫一個章節,一個片段,一個場景,一個特寫,每天不斷地實踐和體會寫作是怎麼回事,特別是一邊寫一邊閱讀,會進步很快。

我很滿意,我到哪里都是邊緣人

在美國留學時,一位女友打長途電話給我做媒,要為我介紹一位美國外交官。在女友公寓做飯時,一個年輕的大個子美國帅哥敲門而入,脖子上的吊牌寫著“勞倫斯·沃克”。我們握手,他竟然操著一口流利的東北方言說:“你好,很高興認識你。”就這樣,我們認識了。我很幸運和勞倫斯成為夫妻,多年來,我們行走了世界多個文化迥異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對照甚至沖突中,我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誰”,而這種存在感給予我更多思考的空間。在不斷行走、不斷閱讀、不斷聽說和不斷思考中,我對人性對曆史對民族深深的愛和痛,銘刻在每一個字的靈魂里。所以說我是“文學的吉普賽人”。

我這個人生活的經曆就是一個吉卜賽,到處跑,我沒辦法寫一個地方,我不是鄉土文學作家。

我覺得我到哪里都是邊緣人,在中國是個邊緣人,在國外也是個邊緣人,邊緣人最大的好處就是對什麼他都不信以為真,不認為本來就應該那樣,什麼東西他都會保留一個質疑的、側目而視的姿態。這一點就讓我在西方、東方、美國、亞洲、非洲、中國之間,永遠都在比較的過程中,越比較越對自己國家的經驗敏感。對語言也是,中國人是這麼說的,英語是這麼說的,這個使我產生一次又一次對母語的新認識,也有對英語的認識。現在我逐漸地學德文,德文和英文也產生了對比。

哪里也不融入,都是邊緣。很多人要打入主流,有什麼好處?自我邊緣化,自我放逐的這種自由感,讓我對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位置是非常滿意的。

我的出版社出過我的小說《扶桑》之後,第二本我寫了英文小說,就很順理成章地出了。我這輩子基本上沒有被退稿的經驗。小說當時出了以後,被BBC每晚連播,叫“睡前一本書”。所以我又被他們約稿去寫短篇,一直來約,我說我現在實在騰不出空來給你們寫英文小說了,我說我還是要寫中文小說。

最貼心最舒暢的就是和陳沖的合作

1995年2月,陳沖當選柏林影展評委,一天忽然她從柏林打來電話。她說:“我決定自己導片子——就拍你的《天浴》。”聽上去有點像心血來潮,我問什麼使她做了這麼大的決定。她說經她評選的許多影片大同小異,都是些現代人猥瑣、變態,精神委靡的生活寫照,沒有任何使人感到心靈升華,甚至連點詩意、浪漫都找不到。她說:“我就要弄一部《天浴》這樣的東西,起碼提醒一下自己,我們曾有過一個神聖的時期,哪怕自認為神聖。”

隔了兩天,我收到傳真,是陳沖改編電影《天浴》的初稿。她真的動手了。她的電話不斷,一方面問我對這些改編的意見,一方面似乎在說服我,甚至她自己。她說:“都在追求“Avant Garde”(法語:前衛、先鋒之意),什麼病態啦,不近情理啦,全成了“Avant Garde”,我看病態太泛濫了,反而正常感情,健全的人性該是當前最“Avant Garde”的!

等陳沖從柏林回到舊金山,她已寫完了《天浴》電影劇本的初稿。問她怎麼可能在當評委的繁忙中抽出空來寫劇本?!她說:“有激情啊!有時也因為時差睡不著覺。”

從那以後,陳沖基本上推辭了一切角色,包括一次和著名猶太裔導演兼演員伍迪·艾倫的合作。

《天浴》籌措資金、采景、選演員等一切事務,都由陳沖自己來做。有時她也苦笑,認為在自討苦吃——自已制片和導片所受的辛苦是做演員的十倍。尤其在好萊塢當演員,條件非常貴族化,各部門分工很細,做演員就是拿了錢演戲,演了戲走人,不必負太大責任。但她也意識到,電影最終是導演的藝術,只有做導演才能實現自己的藝術抱負,人格特色,以及思想、信念。只有做導演,才能改變好萊塢對中國人形象的模式化塑造,甚至偏見與誤解。她近年來越來越難接受推薦到自己手上的亞洲女性角色,她認為這些白種人概念中的亞洲女性,簡單得幾乎成了符號。要改變這種模式,創造真正的中國人的故事和形象,她自己必須投身于主創,選擇自己的故事,以自己的方式(中國人的情感方式)來講故事。

我覺得最貼心最舒暢的就是和陳沖的合作,雖然我們就是像過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個劇本,然後倆人一塊做事情,貼心地談一些問題,比如沒有投資了怎麼辦等等,這種經曆終生難忘。

中國編劇比好萊塢編劇待遇好

進入好萊塢的編劇協會,你必須有一個在美國公映的電影,還要有美國大的制片公司請你做編劇的經曆,這樣我們就進去了。我問陳沖這是好事嗎?她說人家一輩子都想進還進不去呢,我說,那我就去吧。

加入了編劇協會,你就受協會保護,它會提前付費,福利上也有很多好處,包括當時有很高的醫療保險、養老金,再加上每年給寄當年奧斯卡最佳編劇獎的影片,可以看好多好的片子。編劇協會的成員有投票權,不過當時我在非洲,收到片子都第二年了,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投過票。

加入編劇協會是永久性的,成員的稿酬不能低過一個數,在美國來講那個稿酬是很高的。他們每隔一年就要罷工,然後稿酬就提上去一點,罷工期間你不能給任何人編劇,否則就要被這個協會踢出來。

不過在好萊塢做事有時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後來我單獨改了一個俄國作家的長篇小說。沒有拍成。我問,為什麼你們沒再提出修改意見,就不拍了呢?對方說,我們都是存著,什麼時候想拍就拿出來,我們存放的本子只有50%投拍的。

這使我覺得很沒勁,再來找我,我就不做了,我還不如用中文寫,至少能看到成片。後來沒多久陳凱歌來找我寫《梅蘭芳》。

美國的規矩是,最開始是制片介入,導演不介入。編劇協會有一個規定,簽在合同里:修改不能超過兩稿,不能無限制地讓一個編劇改。制片第一稿看完了提出意見改完,找到合適的導演他就去拍,如果找不到那就會一直放在那里。導演介入以後,會再讓你改,那就是另外一單合同。

都是先付費,但是後面還有一筆,一旦開拍,它要根據整個電影的預算,付給你一定百分比的報酬,一般大制作是1%到2%,小制作是要高2%到3%,編劇能得到幾十萬美金。

只要有飯吃,我不會當編劇的。我現在盡量就寫小說,我愛寫小說,寫小說在藝術上、時間上的控制都是特別自由的。我是酷愛自由的一個人。

編劇是我白天的工作,寫小說反倒像業余的。實際上我現在寫小說的時間遠遠超過了編劇。我不去和評論界牽涉,或者是為得獎運作,誰也別想掐死我。編劇是比較純粹的,你編得好就掙錢,拍不拍不是別人的事,但你寫了就能掙錢,這是一個單純的供需關系。我可以用這個工作來保持我做另外一個工作的獨立性,就是說我不需要運作任何事情,可以清高地獨立地做人。

中國的編劇若要成功,是世界上最艱難的一件事情。在國內編劇圈,創作題材撞車很嚴重,中國的編劇和導演都在非常窄的一條路上。

但是中國編劇比好萊塢編劇強勢多了,待遇是蠻好的,一般來說超過好萊塢的編劇。好萊塢當編劇,據我了解一般是八九萬元(人民币)每集,現在可能十來萬元,但在國內就遠遠不止了。我曾和張藝謀說,他花這個價錢可以請到很好的好萊塢編劇。在經濟方面,我們編劇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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