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白花花的银子，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赔给了日本，据说等于它四年的财政收入。土狭民寡的“蕞尔小国”一下子富了起来，于是往欧洲增派留学生。其中有一位，时年三十三，个子矮矮的，被文部省派赴英国“调研英语教学法”。他就是日后有大名的文豪夏目漱石。

漱石走在伦敦街头，周围净是“身材高大的美男子”，教他自惭形秽，满怀自卑感。漱石是1900年乘船到英国的，吞吐了两年一个月大都会烟雾。对于漱石文学来说，这两年至为重要，但英国给他的印象坏极了，深恶痛绝。要是按他自己的意志，一辈子也不会踏上英国一步。自卑感不仅来自身体的差异，更来自经济的困苦——他给夫人写信说：日本的五十钱在当地几乎只等于十钱、二十钱，十日元花两三次，一眨眼就化为烟。他在伦敦一连换了五处住所，不得安生，全然没有周作人对日本“兔子窝”的怡然自适。两年中一年有半住在大停车场附近的民家，除了逛逛旧书店，几乎杜门不出，耽读书籍，准备回国后打算到大学任教的讲义。

漱石本来喜好汉学，讨厌英语，但在“文明开化的世间”当不了汉学家，只好把汉籍统统卖掉，转向英文学，“要用英文写大文学”。不过，那时并没有英语热，东京帝国大学办英文科已历四年，只有两年各有一人报考，漱石成为第二个毕业生。没有同学，这种孤独使他研究英文学伊始就心存不安。目睹英国的商业主义和拜金风气，他更感到幻灭，神经衰弱也益加严重，以至被周围的人怀疑发了疯，但他却从此恢复自我，不再过高评价英国人，进而以自己为本位批评英国文学。1907年印行的《文学论》被视为“漱石对于外国文化的独立战争宣言”，他在序言中回忆：“住在伦敦的二年是尤为不愉快的二年。余在英国绅士之间，如同一条与狼群为伍的鬈毛狮子狗，日子过得甚凄惨。”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演中“说真的，我不喜欢英吉利”。

只要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人多少都会有自卑感，也许这正是自知之明的表现，只不过表现得较为消沉。在日本作家的身世和性格中常见这种自卑感，例如太宰治。他从不遮掩自己的自卑，反而展现乃至夸大，以赢得同情。三岛由纪夫也怀有强烈的自卑感，只是和太宰正相反，他一生都大加掩饰，当然也连累了艺术。三岛矮小，找对象的条件之一是女方穿高跟鞋也不可以高过他。他“用冷水擦身、器械体操或者有规律的生活”改造肌体，但运动神经不发达，剑术到底不高明。从文体的华丽到肉体的健美，三岛一生执著于虚构，最终演一出武士切腹，了却了自卑情结。

读井上靖的小说《翌桧的故事》，知道有一种常绿乔木叫“翌桧”，这名字的意思是明天会变成桧树，其实是永远也变不成桧树，可悲的宿命就不免令人自卑。小说用翌桧作象征，描写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有不少自传成分。井上在《我的自我形成史》中说过：“由于成长在这样的伊豆山村，我从小对城市、对住在那里的男女少年抱有城市孩子们无法想象的自卑感。而且，这种自卑感变换种种形式支配我这个人，直到很久以后。”

以夏目漱石为例，似乎我们更多些理由厌恶日本，当然也可能出于自卑感。说不定因此能确保不当周作人，只是别忘记，对英国的反感使夏目漱石成其为夏目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