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滔

　　對于官員來說，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旦涉及貪腐，不管是在單位，還是在家中；也不論是在開會，還是在開房；哪怕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紀委人員在等候。

　　資料圖：王德寶

　　3月24日，南京紀委發布消息，稱“落馬副區長在女兒婚禮現場被帶走”報道嚴重失實。

　　早前有報道指，3月21日，南京市建鄴區副區長王德寶在女兒婚禮上被江蘇省紀委工作人員帶走。

　　報道稱，“在婚禮現場的最后一排，坐有3-5個男子，在默默抽煙，不說話，不過，這并未引起賓客的注意力，因為男方以為是女方的客人，女方以為是男方的朋友。”但隨著婚禮的進行，“不少公職人士借口上廁所、接電話就悄悄閃了，有的人一到，座位還沒坐熱也走了，有的人走的時候大衣外套還在椅子上。”“最早離開的一位張姓副區長，因為他的姐姐是省領導之一，是他先認出了紀委的人。”

　　不過，婚禮仍正常舉行，“王德寶被帶走時絕大多數賓客都不知道，再說了，王是政府領導，這種場合找他說話聊天的人太多了。”

　　這一說法已被南京紀委否認。

　　事實上，在紀檢部門的辦案過程中，將官員帶走只是一個調查步驟。紀委工作人員通常會依據辦案需要，采取適當的方式將涉案官員帶走調查。通過歸納分析官員在何地何時被帶走以及被帶走的方式，則可看出背后的深意和考量。

　　被帶走地點：家中、單位最常見

　　據《長江商報》報道，2015年1月4日下午，楊衛澤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會，會中接到了來自省委一位領導的電話，通知楊去省委開會。

　　“市里會議休會后，楊給幾個應該一起去省里參會的人打了電話，在得到確定的消息后，楊衛澤在辦公室抽了十五分鐘的煙。在省委，楊發現中紀委的工作人員后，立刻做出向窗戶跑欲跳樓的舉動，不過被摁住了。”

　　同一天，楊衛澤的妻子、秘書，以及紅顏知己余敏燕（時任無錫新區宣傳部部長）也被紀委工作人員帶走。

　　頗為微妙的是，在出事前幾天，余敏燕給女兒買了很多衣服。“已經足夠十幾歲時候穿了，現在看來，她大概是覺察到了，怕一旦出事，短時間內會出不來。”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2013年5月11日下午，在國家發改委大院，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與妻子被中央紀委工作人員帶走。

　　在單位或者家中被帶走，是多數涉案官員被帶走的方式。在工作單位被帶走的，往往是上班期間，在家中被帶走的，通常是在晚上。在辦公室或者家中帶走官員，講究的是“突然性”，涉事官員在事前不易發覺，能較大程度低保證帶走不落空。

　　會議現場被帶走：最有震懾力，殺一儆百

　　在會議現場直接將涉案官員帶走，對于親眼目睹如此場景的其他官員來說，無疑有巨大的震撼效果，也讓旁觀者聯想到“殺一儆百”。

　　據《廉政瞭望》報道，2014年3月21日，江西省副省長姚木根正在山東出席一場有關水利方面的全國會議，在會議現場，姚木根被直接帶走。

　　2014年6月27日下午，原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正在省委開會，會議剛進行一半，紀委辦案人員出現在會場，將其帶走調查。

　　2015年3月2日，廣西林業廳廳長陳秋華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召開的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被紀委工作人員當場帶走。一起開會的人員目睹了這一幕，有與會人員感嘆受到了“生動、深刻的警示教育”。

　　外出途中被帶走

　　2012年12月2日，時任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被中央紀委帶離，成為十八大后第一個落馬的副省級官員。

　　消息人士稱，李春城當天是從北京首都機場被帶走的。多人提及了紀檢人員出現后李春城的第一反應，“他要求上廁所，并試圖摳出一張手機卡扔掉”。

　　2014年4月初，時任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申維辰出席江西省科協第七次代表大會。4月12日，他從南昌返回北京，一下飛機就被中紀委帶走。

　　而在國內到達出口，幾名接機男子等候多時，直到乘客全部走光，他們所接的“重要人物”仍然沒有出現。他們連續撥打電話，但均提示關機，向機場工作人員詢問也一無所獲。在請示了領導之后，接機人選擇了報警。

　　直到當晚8點55分，謎底才由中紀委揭開：中央紀委監察部在其官方網站宣布，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申維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調查。

　　在外出途中帶走，對于辦案的穩妥性來說，較為有利，帶走對象處于孤立狀態，辦案阻力較小。

　　在賓館被帶走：需要打馬賽克的畫面

　　也有些官員，因辦案人員接到任務時機突然，而涉案官員作風不檢，被帶走時的場景就頗為不堪。

　　據財新《新世紀》周刊報道，2011年2月的一天，六朝古都南京的老牌五星級酒店丁山賓館，來了一群執行特別任務的警務人員。他們當天接到了北京交代下來的任務，帶走了下榻此地的一名半禿的中年男子——當時房間內還有兩名提供特殊服務的女性。

　　這名男子，就是時任鐵道部部長劉志軍。

　　“帶走”，也是一場追逃

　　也有一些官員，被查前已有察覺，選擇逃跑，與辦案人員斗智斗勇，被控制的場景非常戲劇化。

　　2013年8月，天津燃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建平察覺風聲不對，立即做了“最壞打算”，打算出逃境外。

　　金建平準備好移民材料、伺機出逃的同時，為應付調查，特地召集與其關系密切的私營老板，訂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他把名下的一處可能會“暴露”的房產過戶給了自己的親戚。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務名義從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機場被攔下了。

　　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金建平不敢留在機場，對機場工作人員謊稱，有東西忘拿了，匆匆逃離。慌亂之中，連行李落下都沒發覺。而正是在被他“遺忘”的行李中，辦案人員發現了他準備移民的相關材料和一些細軟。

　　逃離了機場，金建平不敢留在天津，逃竄到了河北省香河縣，并用別人名義租了一間房，準備先“避避風頭”。

　　2013年9月3日，辦案人員在出租房附近發現一名老漢，“戴著破帽子，蹬著三輪車”。辦案人員覺得老漢形跡可疑，上前詢問。老漢神情緊張，言辭閃爍。辦案人員發現老漢與金建平的相貌極為相似，而三輪車里還放著兩個鼓鼓的旅行包，于是將其控制。

　　后來證實，這位“破帽遮顏”的老漢，正是金建平。而三輪車里的兩個旅行包內，放著150萬元現金。

　　帶走涉案官員時紀委工作人員怎么說？

　　據《廉政瞭望》報道，帶離涉案干部時，紀委辦案人員先要“自報家門”，隨后“驗明正身”——“我們是XX紀委的，你就是XX同志吧？”一般聽到這樣的問話，被調查者就心知肚明了。

　　特別是置身會場的貪官，當這樣的問訊突如其來，往往措手不及。他們剛剛還在聚光燈下，被無數雙眼睛寵著，一想到將要面對的未來，身份落差太大，其心理防線便很快崩塌。一位紀委副書記表示，在會場帶離涉案干部，只有極個別人情緒激動，大多數人都“平靜配合”。

　　總之，對于官員來說，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旦涉及貪腐，不管是在單位，還是在家中；也不論是在開會，還是在開房；哪怕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紀委人員在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