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

    

    《基本法》已實施了18年，香港來到關鍵的歷史時刻，有機會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香港能否克服各種障礙，邁步向前，成為中國第一個普選首長的城市？抑或，香港根本無法達到這高峰，從此陷入不安和僵局之中？

    

    過去一年是香港充滿挑戰的一年，以學生為首、以推倒中央定下的普選行政長官的框架為目標的「佔領中環」運動，佔領了香港的主要道路79日，引起全球關注。

    

    

    說到這裏，先讓我回顧一點歷史。

    

    猶記得，18年前，即1997年6月30日那個雨夜，我出席了象徵香港回歸中國的回歸典禮。作為英國殖民管治時代的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及即將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當晚我得更換三次衣服，先後出席回歸典禮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典禮。那是一個非常興奮的晚上，大家憧憬着，香港回歸後會有更光輝的未來。

    

    自從那夜之後，「一國兩制」的實施與爭議，從未停下來……

    

    2003年，保障國家安全的「廿三條」在大型遊行發生後撤回。2012年，「國民教育」同樣因為大型抗議而無法推行。去年，人大關於普選香港行政長官的框架決議又受到長期的違法抗議運動挑戰。以至最近，以少數年輕人為主的反水貨客活動更加擾亂遊客區，引起內地旅客的反感。

    

    這些可能都引來疑問，究竟「一國兩制」的實施是否成功？容許我在這裏強調一點，我相信，這制度的設計師，從一開始便知道「一國兩制」不會容易成功。歸根究底，「一國兩制」是關於「變革的管理」，不單止是更換旗幟或制服那麼簡單，所有有份參與這項重大工程的人，都在不斷學習、摸索當中。

    

    八十年代，當《基本法》仍在草擬階段的時候，各位草擬者的主要考慮，均是維護香港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好讓她不受巨大的、人口稠密的社會主義國家侵蝕。那時候，香港社會難免充滿恐懼，因此，「五十年不變」成為大家口中共同的訴求。也正因如此，維持香港的制度完整及生活方式不變，成為各方的主要工作。

    

    而在上述這兩方面，毋庸置疑，我們的成果遠勝預期。這些年來，香港的自由市場使她在中國各大城市中一枝獨秀，成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及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沒有一天沒有各種形式的抗議發生，這彷彿要向世界證明，香港市民正正享有堅定實質的公民權利及自由。

    

    而各位《基本法》草擬者在八十年代無法預測的是，這世界快速的轉變及發展。當香港人仍然沉溺於主權轉變帶來的矛盾時，便往往忽略了，香港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經因為三項主要的發展而改變──全球一體化、中國急速成為經濟強國，及民主化。

    

    在數碼革命前，香港在全球的輕工業生產線上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紡織業、造鞋業、玩具業、鐘表製造業……香港均是首屈一指的。香港是各種商業及貿易的區域樞紐，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可是，香港沒能搭上數碼浪潮的快車，沒能有效利用資訊科技的突破帶來更多機遇。

    

    鄧小平於1978年12月宣布中國的開放改革，使中國進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78年至2013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持續在9.5%，已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1984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為335億美元，佔中國經濟的13%。1997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774億美元，佔中國經濟的18.6%。至2013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達2740億美元，但只佔中國經濟的2.9%。

    

    對一些香港人來說，香港的經濟巔峰是1997年，往後便被越來越強大的祖國所淹沒。

    

    這些經濟數據只反映中國與香港關係的其中一部分。以前，香港人主要以中國為根，二次大戰後，中國經濟貧困，香港人不斷把糧食、衣物運回內地，救助貧困的鄉親。而隨着中國「開放改革」，香港商人是最早往內地投資的，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莫大助益。

    

    但是，內地同胞30年來的刻苦打拼扭轉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關係。現在，內地成為香港的主要資金、旅客及專業技術人士來源地。內地的投資及消費需求是香港經濟維持暢旺的主要動力。

    

    面對中國這個龐大的「專屬」消費市場，香港卻沒有清晰的經濟政策將其好好利用，反之，香港仍依賴其傳統「最高支持、最低干預」政策，於是，香港的經濟結構持續收窄至只以地產及旅遊業為主導，卻沒有長遠投資於創新及高增值產業。

    

    相對地，我們的鄰近城市深圳已成功發展成創新科技樞紐，很多中國主要科技企業均以深圳為基地，例如國際企業華為（Huawei）及中興通訊（ZTE）、中國最大互聯網供應商騰訊（Tencent）、新興低價智能手機製造商OnePlus，還有無人駕駛飛機製造商DJI等等。

    

    對很多香港人而言，角色對調，不論是經濟上或心理上，都不容易適應。

    

    克服挑戰　完成變革

    

    正如前文所言，「一國兩制」的實施其實是「變革的管理」。要成功，香港的領導人必須克服以下的挑戰──香港在中國不斷演進的經濟策略中的新角色、香港和中國在政治上的融合、香港自己的民主化進程。

    

    即使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越來越小，她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仍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 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及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管道

    

    — 中國企業的主要投資及營運基地

    

    — 中國企業及家族的主要財富管理中心

    

    — 中國高增值專業及商業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包括仲裁服務、高端船務及物流業

    

    — 分享香港的城市管理經驗，協助中國繼續都市化的發展

    

    — 創新、研究項目的發展夥伴。雖然香港缺乏土地及勞工發展大型工業，但香港各大學吸引世界級高端人才，有潛質成為中國各大學及科技企業的研究夥伴

    

    — 成為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最有力夥伴。香港自身的有利位置能成為國家這項高層次計劃的重要支柱。香港很多家族均與東南亞的華人族群有聯繫，很多前輩商人已在當地打下根基。財政司司長亦提出，我們須努力研究如何利用我們在融資及資產管理的優勢，以支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及積極研究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

    

    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最近在北京所言，中央永遠是香港最堅實有力的支持者、香港最值得依賴的靠山、香港面對外圍經濟打擊的最強後盾。香港可以其各種穩健的優勢繼續成為中國獨特的、與別不同的城市。

    

    在經濟發展方面，香港的領導人必須帶領香港，減低對地產及低增值旅遊業的依賴，加強與中國以至世界的合作，發展有優勢的新經濟產業，例如創意工業、電子商貿及其他科技產業。

    

    在政治方面，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問責制等，長年在民主化進程中掙扎演變，香港政府已慢慢地掌握如何與政黨交流合作，以謀求更好的發展。

    

    香港的政黨領袖，應該建立更成熟、理性的政黨，具備制訂可行政策的能力，懂得溝通與妥協，好好地扮演監督與平衡的角色，這些對香港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回到行政長官的普選問題，香港政府須根據人大在2014年8月定下的框架，提出動議，讓立法會於6月表決。該動議需要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贊成方獲得通過，現在仍欠4至5票。儘管我的反對派同事不斷擺公開姿態，表示將堅持否決任何並非「真普選」的動議，我個人對議案獲得通過仍審慎樂觀。

    

    美國學者、普林斯頓大學的Professor Lynn White III曾在去年12月一個芝加哥視像論壇中表示，人大的框架是一個「有限提名的普及選舉」模式，而一旦進行普及選舉，各候選人便自然而然地區分開來，人民自然有真正選擇。

    

    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均希望能於2017年親手投下自己的一票，選出行政長官。這個安排其實是中央送給香港的大禮，回顧過去的殖民管治歷史，我們並沒有民主選舉。要拋開這份大禮實在十分可惜，我在此衷心希望反對派議員三思，面對現實，承擔歷史責任，投下支持票，讓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本文是葉劉淑儀在第十八屆亞洲投資會議上的演辭中譯本，本報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