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財經撰稿人達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現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經濟體政府都面對債務規模過大的壓力，于是他們選擇了金融抑制，貶值人們手中的貨幣，剝奪儲蓄者的利息收益，來減輕政府和其他借貸方的負擔。

　　以下即達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對于全球所有的，從華盛頓到雅典的央行[微博]銀行家們而言，上周五的拋售行情正反映了一個至為嚴酷的現實——這個世界的債務水平已經太高，高到了任何傳統手段都無法處理的地步。

　　2007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和私營部門總債務一直在持續增加，已經從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81%增長至420%。如果再將退休金、醫保和老年護理等福利資金缺口算上，總債務規模還將戲劇性增長。哪怕是最那些新興市場國家，那些危機還處在初始階段，借貸行為還不那么極端的地方，債務規模也在膨脹。

　　在一個零增長或者低增長，同時通貨膨脹低迷的世界當中，要減輕債務負擔顯然是極端困難。盡管一些分析師還在贊美我們正在經歷“漂亮的去杠桿化”，但事實是，這一過程將持續多年，而且將造成重大的經濟影響。正如Illinois Tool Works(ITW)首席執行官斯比爾(David Speer)所指出的：“……我們想要爬出現在這個大坑，還需要十年……想要立即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們將學習適應低增長經濟，所有人都必須面對重大調整。”

　　在傳統工具箱中，能夠應對高債務水平的，不外乎財政緊縮、經濟增長、通貨膨脹或者違約/重組，而這些工具現在要么難以使用，要么用起來太過痛苦。政策制定者們要避免經濟崩潰，只能依賴既有的財政，尤其是貨幣政策。

　　事情的前后因果或許會不斷顛倒重復。疲軟的經濟迫使政策制定者推行財政擴張和量化寬松的政策。如果經濟做出回應，變得更加活躍，還有一些量化寬松的額外好處顯現出來，就會鼓勵政府撤掉刺激政策。結果便是更高的利率和變得遲緩的經濟，而財政擴張和量化寬松便需要再度入場了，開始新一輪循環。

　　反過來說，如果經濟對擴張政策做出回應，就會造成要求更多刺激的壓力，政策制定者們必須拿出相應的行動，不然就保不住自己頭頂控制經濟引擎的光環了。

　　事實上，全球經濟可能已經陷入了量化寬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永遠不能。

　　金融抑制

　　在政策選擇權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就只能訴諸增加金融抑制。1973年，兩位經濟學家肖(Edward S. Shaw)和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指的是政府采取措施，將儲蓄和資金引向公共部門，降低其借貸成本，清算債務。

　　這些措施包括，提高現行稅率，增設新稅項，以及削減國家的福利或者公共服務的開支。

　　更高的稅率當然令人反感，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巧妙的迂回方法。對政府服務的聯合付費計劃，收入調查，受益者自付，特別稅等領域都是很容易想到的可做文章之處。福利也可以動手腳，比如退休福利，可以采用提高最低退休年齡、削減福利水平、與個人工作時間內實際供款掛鉤、與通貨膨脹指數脫鉤等方法來減輕負擔。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小動作都不會單獨進行，而是會與其他很多政策打包推出，以社會或者道德進步名義來掩蓋政府財政上的不得已。

　　決策者將保持很低的名義利率，負的真實利率，使得利息收入和支出發生巨大變化，這自然也會讓財富分配受到重大影響。

　　在2013年的一次研究當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發現，2007年到2012年間，在美國、英國和歐元區，通過債務成本的降低和央行利潤的增加，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使得財富發生了重大轉移，政府凈進賬1萬6000億美元。與此同時，普通人、退休金基金、保險公司和外國投資者則成為了受害者。這些國家的普通家庭合計損失了6300億美元的凈利息收益，而那些年紀更大，更依賴收益型投資的人受損尤其嚴重。此外，這些國家的非金融企業也因為債務成本的降低獲得了7100億美元好處。

　　貨幣的蓄意貶值也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個工具。近年來，美國、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曾經不止一次干過這樣的事情。這可以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削弱本國消費者對外國貨幣定價商品的購買力。更重要的是，這可以刺激出口，提高出口商的競爭力，讓他們獲得更高的利潤。不必說，最終為此買單的，往往都是普通人。

　　另外一個結果是，政府將運用他們對儲蓄的控制力，引導其流向政府債券。目前，銀行是政府債券的重量級持有者，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貸款需求的闕如和監管的緣故。如果必要，政府可以立法，確定銀行、退休金基金和保險公司必須持有政府債券的最低額度。新的流動性監管規則已經在要求銀行和保險公司增持政府債券了。

　　資本控制措施可以用于防止資金外流，比如冰島和塞浦路斯就是這么干的。在塞浦路斯，銀行儲戶的錢可能會被減記，以吸收損失。而塞浦路斯銀行的做法正在逐漸成為全球銀行業規章的常態。在阿根廷等許多國家，政府已經接管了退休金基金資產，以用于政府的預算。

　　日本先例

　　說起世界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日本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研究對象。

　　在債務支撐的泡沫于1989年和1990年破滅之后，日本就陷入了低增長和通貨緊縮的困境，無論如何掙扎都擺脫不出來。

　　慢性預算赤字導致政府債務增長到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240%的地步，讓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稅收還不到預算支出的50%，而且支出中24%都是用來償債的。日本的總債務規模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50%，現在甚至還要超過金融危機到來時。利率徘徊在零附近已經十年以上了。日本央行推行的量化寬松，都已經不止一輪。

　　在2013年年初，日本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將財政擴張與進一步、更大規模的量化寬松相結合。這一計劃的規模超過了之前的每一次嘗試。日本央行承諾每個月購入1400億美元的日本政府債券，規模相當于美國量化寬松的近兩倍，而以購債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則相當于美國的約四倍。

　　日本的計劃和目前正在其他國家推行的類似計劃一樣，都是破壞性的。債務貨幣化和購買力持續損失，其實就等于像貨幣和主權債務的持有者征稅。換言之，這就是在剝奪儲蓄者的財產，將其再分配給舉債者和貨幣發行者，長期以來，只能造成總財富縮水。這正昭示了各國政府對金融抑制高度依賴，明確無誤地希望削減儲蓄價值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