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動機：前日，人力社保部在例行發布會上針對公務員“離職潮”報道表示，從目前調研的結果看，并未出現所謂的“離職潮”。但同時，人力社保部并未否認，確實有單位出現了部分公務員辭去公職的現象。
北青報記者調查發現，由于公務員辭職意愿增加，一些企業甚至開始托獵頭尋找離職公務員。為何離職公務員受到如此青睞？北青報記者發現，除了工作作風嚴謹，組織管理能力強之外，熟知政府流程、辦事風格，掌握政府部門的人脈資源，讓離職公務員成為房地產、金融和互聯網三大受政策影響最強的行業所爭搶的對象。
部分企業托獵頭尋找離職公務員
根據相關數據，自今年2月25日至其后的三周時間內，全國范圍內有超過1萬多名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通過該網站投遞出求職簡歷，與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達34%，成為跨界跳槽者中的“最活躍群體”。此消息一出，公務員面臨“離職潮”就開始甚囂塵上。
就在前日，人力社保部新聞發言人李忠表態，公務員未現“離職潮”。其實不用人力社保部出面，很簡單的數學計算就能得出結論，相較于人力社保部去年10月公布的全國公務員的最新數據717.1萬人，投遞簡歷的萬名公務員占總量的比例是0.13%，且投遞簡歷并不等于離職走人，而企業的辭職率一般都在15%左右，千分之一的比例還真是當不起那個“潮”字。
但高級職業顧問黃若珊表示，在多年的調查報告中并未出現過對于公務員群體的統計，是因為此前該群體的跳槽求職熱度并不明顯，“而今年確實給了我們一些意外，從日常的招聘業務中也能感覺出這個群體的活躍度在增加。”據其介紹，北京公務員在萬余名投遞簡歷者中所占的比例相應比較高，“但因為北京地區本身公務員的基數大，所以盡管投遞簡歷者比較多，但并不能說明北京地區公務員的離職率就高。”黃若珊說。
離職公務員 地產、金融和互聯網行業最搶手
既然公務員離職的熱情有所高漲，那么他們所傾向的或者說更為青睞他們的行業又是哪些呢？調查表明，雖然離職公務員對市場了解較少，實戰經驗不足，市場敏感度尚待培養，但他們與房地產/建筑/建材/工程、互聯網/電子商務、基金/證券/期貨/投資行業這三大行業最為“情投意合”。某招聘網站認為，房地產、互聯網、金融等行業受政策影響頗重，急需一些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制度，可以解讀政策、與政府溝通順暢的人才。因此，從公務員隊伍中吸引這樣的人才成為首選，“像阿里巴巴等多家公司就設有政府關系部，專門與政府打交道，自然愿意吸收有過公務員背景的人。”黃若珊說。
而離職公務員進入企業之后首選的職位又有哪些呢？調查顯示，首選是行政類工作，其次是律師/法務、質量管理等職位。黃若珊指出，這是由于公務員大多有扎實的文字功底，組織、管理、協調能力比較強，對政策的敏感性高。因此，相比業務類的工作，后臺職能型的崗位更能適應。
公務員離職多與反腐和養老改革有關聯
究竟是什么使得公務員下定決心離職呢？調查顯示，待遇得到的比想像少、創造性得不到發揮、自我實現得不到滿足、晉升得不到機會等都是理由。
據了解，公務員薪酬福利會水平相對于企業來說有一定差距。多數公務員會因為薪水等因素而選擇跳槽。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能夠發揮個人的自身價值，晉升通道及現代化管理體系也相對健全，這也會吸引一部分有能力，更關注個人發展的公務員群體。
那么是不是如傳言中的與反腐有關呢？黃若珊也表示，通過對部分公務員的回訪發現，這一波公務員跳槽熱的出現確與反腐具有一定關聯，“畢竟一些特殊待遇被削減了，但具體關聯度有多大，我們還沒來得及做這方面調查。”獵頭顧問柳雁超表示，或許最后促使公務員離職的部分原因還與正在進行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改革有關，“以前不繳保險，退休后待遇會高出企業一截兒；現在保險也要自己繳了，那何不直接去企業呢？”
政策
公務員競業避止規定多成擺設
在調查中北青報記者發現，公務員的離職并非可以“說走就走”，還需要“過五關斬六將”。
《中國公務員法》里規定，未滿國家規定的最低服務年限的不得辭去公職。而《新錄用公務員任職定級規定》則明確新錄用公務員最低服務年限為5年（含試用期）。
另外，《中國公務員法》中的法條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那么，如果違反了上述規定能怎么樣呢？《中國公務員法》是這樣規定的：由其原所在機關的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該人員從業期間的違法所得，責令接收單位將該人員予以清退，并根據情節輕重，對接收單位處以被處罰人員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而從實際上看，職業顧問們紛紛表示，有關競業避止的規定“擺設”居多，真正“較真”的還未遇到過，“但如果有部委辦局‘較真’，后果還是挺可怕的。”一位互聯網獵頭表示。
部分公務員如果離職，還將面臨集體戶口的安放問題。如果其尚未自行買房、接收企業又不具有設立集體戶口的資格，戶口的安放也是件麻煩事。此外，還包括脫密期限、社保方面的計算等關卡。
個案
辭職公務員：
老板覺得我有資源 新工作收入增數倍
2008年奧運前夕，趙鵬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了南方沿海某市的海關，先后負責辦公室的秘書工作和查驗、查車工作，今年1月，他辭職了，現在的主業是手機配件銷售，雖然跨度看起來有點大，“那會兒認識的人還是有用的”。
“一年攢三平米哪年能買房？”
當初通過公務員考試后，趙鵬成為了同學圈子里的成功人士，同學不時會開玩笑“茍富貴無相忘啊”，海關這樣的單位，只憑借名字就讓他成為了一眾朋友艷羨的對象，多年后，他發現沒有富貴。剛入職時每個月能拿到5000多塊錢，“加上各種補貼年終平均下來是一月6000多”，這個收入聽起來還不錯，一人生活也不顯得局促。
6年后，已經是副主任科員的他，每個月最后拿到手能有9000多，比當初漲了一半，但這個50%的增幅沒法安慰自己，因為生活成本也在增長，他已經有了老婆孩子，“房租4000，各種花銷，孩子的奶粉錢多貴你知道吧”，他們所在的城市動輒兩三萬的房價更讓他望而卻步，“每月兩個人一起攢幾千塊，一年攢兩三平方米”，這些都讓他感到無能為力，“買房遙遙無期，給孩子將來的教育投資，那更別提了”。
林峰和他處境相同，2012年考入湖北一縣城檢察院后，也曾經在同學面前風光過一陣子，在縣城這樣的小地方，公務員還是很吃香的，甚至連介紹對象的都多了好幾倍，但2000多的月收入讓他認識到，原來公務員也不是一個滿地黃金的職業，雖然在縣城開銷小，但也攢不到錢，“女生還行，男的不行啊”。
食堂飯桌的牙簽和紙巾都沒了
趙鵬不喜歡經常和老朋友們談自己的收入，因為總有人會不解風情地打斷他，“別哭窮了，海關嘛，隨便拿點兒就夠了”，這些都讓他百口莫辯。他入職后，海關系統掀起整治小金庫的行動，老職員口中的好日子只能在傳說中出現。在大會上，領導高聲強調著要縮減開支，他注意到食堂飯桌上的牙簽和紙巾都不見了，那些傳說讓他們新入職的人徒增艷羨，而且，這只是開始。最近兩年，管得更嚴格了，“以前發個油啊米啊，現在中秋連月餅都不發了”。傳說中的灰色收入，也只是個傳說，“也許有人有機會這么做，我們在私下聚會聽到別人如何如何發財的傳言”，但他覺得這么做會增加法律風險，不想一直生活在擔憂中。而說起灰色收入，林峰說，“要是指著這來發財，那還是別來了”。
“現在對公務員管得是不是太嚴了？”
在近年來從嚴治黨的大環境下，公職人員面臨的限制也越來越多，這些政策在基層公務員中引發了復雜的情緒。有的政策，比如對公車私用、公款吃喝等行為的限制，讓作為普通公務員的趙鵬挺開心，這些措施更多針對的是具有部分特權的領導，讓普通人多了些公平感。
但日趨嚴格的新政策讓他們很快失去了幸災樂禍的快感。作為普通的公務員，他去香港需要備案，一年簽兩次，就算在境內，只要離開這個城市，周末自駕出去玩也得上報審批，“8小時之外的生活也管嘛，和同事吃個飯也不行，我們有人因為這些被處分了”，收緊的風聲讓大家做事情的時候刻意收斂，“有些限制是應該的，但感覺有的是不是管得太嚴了”。
6年內15比1的晉升比例
晉升空間的逼仄，也讓趙鵬迷茫。他面前的晉升空間分為兩種，一種是走領導職務，即從科員到副科、科長、副處這樣的軌跡；還有一種是非領導職務，即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等。在領導職務的競爭上崗中，失敗而歸，而在一次民主推薦環節，要5個人，入圍80多人，慘烈的競爭讓他心力交瘁。
事實上，同一批入職的150人，在6年多后，有機會晉升副科領導職務的不到10個人，他們整個系統7000多正式編制的公務員中，處級也就300人，“晉升是對你工作能力的認可，人總是需要被承認的”，而晉升需要很多東西，“副科干三年才有資格競爭正科，還得看之前工作經驗，還得看年齡”，至于晉升中的其他因素，“沒必要說了，你懂得”。在他看來，35歲以上還沒到副科就基本沒有機會了，“得過且過吧”。
“辭了就不會再回來了”
這些年的公務員生涯，趙鵬沒有荒廢，他眼中的公務員，早已不是人們傳統印象中喝茶看報的閑人，“辦公室的行政工作，需要和各種人打交道，很忙，鍛煉能力”，而他從事查驗等核心業務后，和企業打交道增多，認識了很多人，這也讓他有機會在今年初選擇進入一個朋友的公司負責收集配件采購，“以前下過這些手機廠，認識他們的人，這也讓現在的老板覺得我有資源”。他離職時用了一個月走完流程，現在的生活變化很大，他的年收入從10多萬增加到了三四十萬，但與此同時，每月的公積金從2000元降到了600元，“以前從沒交過保險”，面對未來的挑戰，趙鵬說不后悔，“不想繼續過一眼看到頭的生活了，現在誰也不知道會發展成什么樣”。說起近年來的公務員辭職現象，趙鵬不以為然，他們這屆150人6年后才有五六個辭職，“很多人還是舍不得放棄嘛，可能也沒更好的機會吧”。和趙鵬選擇更好的機會不同，無法容忍現狀的林峰干脆辭職考研，到北京讀了兩年書的他現在又在忙著找工作，“還沒定，反正不會回去了”。（文中人物為化名。）
內存
歷史上的三次
公務員離職潮
第一次公務員離職潮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初。作為一般的“干部”，大多是因為“學非所用”，或感覺個人能力難以發揮，于是選擇辭職尋找更廣闊的天地。少數人是觸摸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脈動而主動選擇經商。像王石、劉永行等就是在1982年“出走”，自行創業。
第二次則出現在1992年，人社部數據顯示，當年有12萬公務員離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緣起于市場經濟正起步，新一輪改革的力度加大，又有著“停薪留職”的大好機會。
第三次公務員離職潮出現在2002～2003年。據新華社報道，從2000年1月～2003年6月，全國（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黨政干部辭職“下海”。這一次緣起于什么呢？1999年，中央全國地方機構改革會議決定，市、縣、鄉政府部門要精簡的人數不下280萬，這項舉措直接影響公務員“下海”的進程，有的不下海也得被精簡。而2000年出臺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及相關法律法規，也為公務員“下海”創業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一部分年輕干部需要通過下海來釋放自身儲存的能量。很多人的去向是私營企業和一些私人資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興未艾的高科技產業、非公有制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