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高民的悲劇一樣，很多東莞的企業也走向了生命周期的盡頭。當地流傳的說法是，“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業關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確認。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開的數字是，“7.2萬家企業被關閉”。

 

　　但彌漫在東莞空氣中的，并非只有悲觀的氣息。東莞工商局發布的信息顯示，今年東莞制造業數據強勁，1-3月東莞市新登記制造業市場主體6014戶，同比增長25.31%。東莞市工商局方面分析稱，今年一季度新登記企業的行業已出現新趨勢，比如生物、環保、智能、光伏等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市場主體竟有152戶。

 

　　死亡和新生并存在這個中國制造業重鎮，東莞正在開啟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的生命周期。與改革開放之后意氣風發的變革不同，這次東莞的轉型可能要復雜和痛苦得多。

 

　　不一樣的倒閉潮

 

　　謝文峰決定提前收車，他已經在這座城市中奔跑了一天。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內，這位私車拉客的車主可能會出現在路邊的任意一個閑聚人群中，隨便聊點什么。

 

　　至少在兩年以前，謝文峰都會忙碌到晚上11點以后，他所在的厚街鎮是東莞制鞋工廠最密集的地方，沒有人知道這里到底有多少企業和工人，那些作坊式的工廠很少會進入到官方的公開報告中。

 

　　謝文峰已經在厚街鎮生活了15年，最熱鬧的時候，擁堵和嘈雜曾讓他不堪忍受，180分鐘工作時間的縮減，讓謝文峰目睹了繼2008年以后，中國制造業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企業倒閉潮：大大小小的工廠不停關門，熱鬧的廠房冷清下來，招工的牌子到處都是。

 

　　厚街鎮的一個工業園區日漸凋敝，鼎盛時期，這座園區有將近30萬農民工，而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家3月10日左右剛剛關廠的老板抱怨，“我們已經到了讓工人回家發動老鄉來廠里工作的地步，結果還是招不到工人”。

 

　　沮喪的情緒在工廠之間蔓延，但外貿訂單的恢復掩蓋了這一問題，大部分中小企業試圖找到繼續留在這里的理由。

 

　　中金所高級宏觀經濟研究員趙慶明在今年3月份前往東莞調研企業。他的感覺是，“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理由是，“盡管還存在用工難和利潤不高的問題，但訂單的恢復使企業有了生產的動力”。

 

　　這是合乎邏輯的。厚街的大部分產品供給市場為歐美、俄羅斯等國家，2014年以來，除了俄羅斯市場繼續低迷外，歐美市場緩慢復蘇。此前，自2008年以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市場需求普遍不足，訂單萎縮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的供應商們。

 

　　但如果只要訂單恢復就可以挽救這些工廠的話，那諾基亞一定會為自己關閉在東莞的工廠感到后悔。今年春節以后，微軟逐步關停了諾基亞在東莞的工廠，并計劃將生產設備運往越南工廠。

 

　　而根據公開報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也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但實際上，訂單的恢復沒有能夠挽救這些企業，倒是巨頭企業的持續外遷或者倒閉，引發了東莞電子儀器儀表制造類企業的倒閉潮。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電子儀器儀表制造、紡織服裝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屬制品等行業，分別占全市倒閉關停企業總數的44.1%、11.8%、7.6%和7%，合計占比70.5%。

 

　　這樣看來，這一輪倒閉潮和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倒閉潮有著本質的區別。“2008年，三來一補的外貿型企業倒閉，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縮的影響，屬于市場原因，”東莞本地學者龔佳勇分析認為，“這一輪的倒閉，更多的是產業因素，即傳統代工類工廠依靠的產業基礎不復存在”。

 

　　也就是說，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喪失產業發展的土壤。這足以給東莞制造乃至中國制造一個警鐘，他們面臨的是產業的變遷，是人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變環境下的一個挑戰。“可以確定的是，那些自身運營水平沒有得到改善，又沒有品牌和技術的代工類企業，正在退出，屬于他們的時代結束了。”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曾在2008年前后到珠三角進行調研。

 

　　龔佳勇把這種現象稱為“搭便車”時代的結束。過去是幾年，低端加工制造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原始積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在他看來，目前的制造業已經到了買車票的階段。龔佳勇稱，“這個車票可能是技術、創新或者其他，但對大量加工制造類企業來說，他們必須找到對中國經濟新的貢獻方式，否則，外貿的短暫回暖很有可能是他們的最后一班車。”

 

　　“買車票”

 

　　在東莞制造業由“搭便車”到“買車票”的變遷中，郭罡明顯感覺到本地中小企業購買欲的提升。

 

　　郭罡是世恒機械銷售部總監，后者是盛鼎集團旗下的企業，以生產高性能全自動平壓平模切機、平壓平模切排廢機和全自動燙金機為主業，主要為珠三角的制造類企業提供設備支撐。

 

　　珠三角人力成本的上升讓郭罡的客群發生了變化。五年前，以香港、臺灣和美國為主的外資是世恒機械的大客戶。本土小廠則舍不得投錢買高級設備，寧愿多請幾個人，多買幾臺手動或是半自動設備。不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一切卻顛倒了。

 

　　外資廠的購買力逐漸在下降，尤其是在近三年。原本不愿意高額購買設備的本土中小企業則開始頻繁地參展了解行情。在4月初的印刷展上，郭罡有點失落。那些臺灣、香港和美國的老客戶來得一屆比一屆少。“這說明他們的購買欲望越來越小了。”郭罡嘀咕著。前來詢問的，基本上是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為主的本土客戶。

 

　　外資廠的式微和本土中小工廠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因果關系。郭罡注意到，一些美資的印刷廠從國外接到訂單后，不再像以前那樣完全由自家工廠生產。過去80%訂單自己生產，20%外發。這一比例如今可能需要倒過來。一位業內人士稱，外資廠自己生產的訂單可能不到50%，且會挑一些附加值高的訂單。這一變化的背后是，外資廠對成本控制的擔憂。“控制不好的話，盈利低，利潤少。另外，他們不想增加太多的人跟設備。”郭罡說。外資廠寧愿把訂單轉給同行的本土中小印刷廠，并從中賺一些差價。有說法稱，本土的工廠的管理成本比外資廠低許多，能博得些許的盈利空間。

 

　　而在本土工廠中，內地工廠又比珠三角工廠有著更大的成本優勢。此前，很多外貿公司接單后會全部分發到東莞、深圳和廣州的工廠來做，完工后再從這邊的專柜出貨，由外貿人員驗貨出去。而現在，因為珠三角工廠的報價過高，外貿人員只能把很多訂單轉移到江西等內地工廠。原本屬于珠三角的產能優勢，正在被內地取代。

 

　　在這種訂單轉移中，郭罡的客群又一次被細分。在展會上，郭罡明顯感受到國內客戶中，內地客戶的比重比珠三角客戶多出了一半，而他的原有客戶中有二三十家內遷到內地。

 

　　這種局面對珠三角的工廠造成了壓力。“環境越不好，越要投入”，這是本土工廠留給郭罡的印象。自動化機械的投入既是為了降低人力成本，也是為了生產出規格更高的產品。一切都是為了在嚴峻的競爭下搶到更多的訂單。外資廠在對外分發訂單時，會挑選那些設備較好的本土工廠。“沒有這種高級設備，拿什么去保證交貨時間跟品質？工廠會受到這些質疑。”郭罡還記得有一家本土工廠2010年前經營得還不錯，但由于這幾年在管理和設備上均投入甚少，以致近年來市場份額急劇萎縮。

 

　　眼見小廠子生命力愈發旺盛，郭罡也看到了一些客戶的衰落。有的客戶因為非主業的投資導致資金鏈緊張，牽連工廠倒閉；有的客戶則因為工廠主年紀太大，找不到合適的接班人，在實業越來越難賺錢的形勢下，索性關廠。

 

　　但更多的客戶是被市場淘汰了。“出貨量慢，品質總是不穩定，單價又下不來，客戶在發展的時候又跟不上對方的腳步，肯定就會被淘汰，客戶是不可能等你的。”郭罡說。

 

　　市場經濟的手推動了機器換人的進程。東莞政府也從政策層面加以支持。目前，東莞主要在電子、機械、食品、紡織、服裝、家具、鞋業化工、物流等重復勞動特征明顯、勞動強度大、有一定危險性的行業領域企業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全面推動實施“機器換人”。從去年9月份至今，東莞共推動“機器換人”應用項目達到505個，投資金額達42億元。

 

　　然而，505個，只是東莞千千萬萬家工廠的冰山一角。對于大多數東莞的中小企業來說，仍然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和意識進行這樣的系統能化升級。此外，機器換人，并非適用于每個企業。一些曾經在鞋企工作的人士稱，國外的一些訂單看重的往往是中國人工背后的工藝，“有些制作工藝是沒有辦法用機器完成的。”

 

　　訂單的流失和客戶的轉移仍然以難以估量的數量發生。最近青島一家韓資工廠向郭罡買了一些設備，但發貨地點卻不是中國，而是越南。郭罡的客戶里面，至少有10家工廠已經把產能部分或者全部轉移到東南亞國家。“這種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生產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分析稱，中國制造的升級換代很難依賴這些低端的工廠。政府對低端加工制造業也已經利好出盡。淘汰掉一批企業，既是市場內生的需要，也是政府有意的引導。

 

　　郭罡所在的世恒機械正在打算新設工廠，但沒有選在珠三角的任何一個城市，他們選擇北上江蘇，郭罡稱，“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成本以及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力度”。

 

　　接盤者

 

　　“政府不會直接趕你走，但會釋放一些信號告訴你，你該走了。”一位在東莞制造業浸淫十多年的馮寧感到十分惋惜，“東莞制造業已經空心化了，但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接盤者”。

 

　　官方也許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去年7月，本輪工廠倒閉潮逐漸嚴重的時候，東莞市長袁寶成曾公開表示，東莞的發展絕不能離開制造業，要保住這個“根”，只要保住這個“根”，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產業鏈就能存在。

 

　　東莞的計劃是，用機器替換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機器換人計劃”。東莞計劃每年拿出2億財政資金，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這同時也是東莞制造業進行升級的一種路徑選擇。

 

　　效果是明顯的，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東莞工業技改投資一直在低位運行，最低為-19.3%，實施“機器換人”行動計劃以來，工業技改投資跌幅逐步收窄，最終全年增長28.6%，順利實現“扭負為正”。

 

　　這樣的升級有兩個暗含的條件。有政府官員表示，“一方面，企業的經營規模有一定條件，財政政策會特別支持營業收入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另一方面，用工大戶原則上要求加快機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實際上，企業實力的限制也是能否進行“機器換人”改造的關鍵條件。東莞公布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越是實力雄厚的企業，開展“機器換人”的趨勢越明顯，調研抽樣調查結果還顯示，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的最大障礙是資金問題，未開展“機器換人”的150多家抽樣企業中，有近半數是因為所需資金多而暫緩。

 

　　而從行業來看，電子信息制造業、電氣機械及設備制造業這兩個支柱產業的項目最多，分別約占總數33%、37%；特色產業中則以包裝印刷業的項目最多，約占總數的6%。“有退有留是東莞制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學者分析稱，“另一方面，社保新政說明，政府不可能再為大量的用工提供廉價的政策紅利了，企業必須做出選擇，保留熟練技術工人，放棄只能從事低端勞動的工人”。

 

　　這位學者所說的“社保新政”起因在于一次勞工事件的處理及其引發的連鎖反應，這一事件或將對東莞的勞動力市場乃至制造業生存模式產生深遠影響。2014年，本地最大的鞋廠裕元鞋廠出現勞資糾紛案件。去年3月份以來，4萬名員工以大規模罷工的形式控訴裕元未依法為員工繳納足額足年的社保金。官方介入下，裕元“按政府規定”依法補繳社保、公積金。截至去年7月，該集團共完成社保金補繳業務777宗，其中企業負擔711萬元。

 

　　有工廠主評論，這一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先例，即“社保金追繳制”。政府的做法是，一旦工廠發生勞資糾紛，工廠必須為工人全額追溯繳納社保金，并且繳納滯納金和罰金。

 

　　對于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社保新政無疑是一個噩耗，但對于試圖向高端制造業轉型的東莞而言，對“人”的重視也許是這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這是東莞制造的進化之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整個東莞制造業被集體撞了一下腰。人民幣升值壓力、工人權利意識的提升和社會福利體制的漸趨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業的生態土壤。外部營商環境一直在急轉直下。當年，他們賴以生存、借以壯大的優惠政策、人力成本等優勢眼下卻是一湖將他們困住的泥潭。“無論是政府的政策，還算是市場的力量，中小企業和低端勞動力的生存空間已經消耗殆盡，”上述學者稱，“這聽上去有點殘酷，但卻是中國制造業升級必須邁過的一步”。

 

　　（應被訪者要求謝文峰馮寧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