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迎來85歲生日的索羅斯見證了這個世界半個多世紀的風云變幻。作為知名投資人和自由主義理念支持者，他在過去三十余年里向人權、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捐贈超過80億美元，并創建開放社會基金會為全球大量民間社團提供資金支持。在這篇發表于今年6月16日《紐約書評》的文章中，索羅斯歷史感和現實感兼備，用第三方立場、以全球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評論并建言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關系——中美關系。
索羅斯/文
無論政治領域還是金融領域，國際合作都在下降。自冷戰結束后，聯合國[微博]再未成功解決過任何重大沖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只留下辛酸的結果；世界貿易組織[微博]自1994年以來從沒在重大貿易談判中達成一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的管理方式嚴重過時，因而其合法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脫穎而出的20國集團，本有潛力成為國際合作的強大機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個方面，國家的、宗派的、商業的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駕于共同利益之上。這種趨勢現已發展到這種地步：我們根本談不上什么全球秩序，只能叫全球失序。
在政治領域，區域性沖突不斷惡化升級。單獨來看，這些沖突或許能夠得到解決，但它們往往互相關聯，在某個沖突中失利的一方往往是另一個沖突的始作俑者。例如，敘利亞危機惡化時，俄羅斯和伊朗出于各自的目的為阿薩德提供支援。沙特阿拉伯為伊斯蘭國提供本錢，伊朗為報復沙特，在也門煽動了胡塞武裝叛亂。內塔尼亞胡試圖說服美國國會放棄與伊朗的核談判。世界上有太多沖突，國際輿論很難施加積極的影響。
在金融領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微博]，已失去了壟斷地位。在中國的領導下，另一套同性質的機構正在成型。這兩套體系之間會爆發沖突，還是會找到合作的方法？由于金融和政治領域之間也存在關聯，未來的歷史進程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經濟的轉型，即從投資和出口導向轉向更多靠內需拉動；以及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的轉型。中美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可以防止兩個大國被卷入軍事沖突。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在冷戰期間，世界由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美國和蘇聯分別控制著各自的盟友和衛星國，并避免與對方進行直接軍事對抗，因為沖突一旦升級雙方確信可共同毀滅(觀察者網注：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這是個瘋狂卻有用的系統：它引發了一些地區性軍事沖突，卻避免了一場世界大戰。
蘇聯這個大帝國土崩瓦解后，美國有機會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并沒有很好地扮演這個角色。建立在個人自由原則之上的美國并不是天生的世界警察。事實上，美國上下對國際事務中的領導角色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冷戰期間，美國有一套民主黨與共和黨都能接受的外交政策，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兩黨間的合作宣告終結。雖然兩黨都繼續強調美國的主權，但主權是否應服從于國際義務，雙方幾乎從未達成一致。
1997年，一些新保守主義者認為，美國應該利用其軍事優勢為國家利益開路，他們建立了一個名為“新美國百年計劃”的智庫，以“增進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這條路顯然行不通，統治世界不能靠軍事力量。911恐怖襲擊之后，新保守主義者說服小布什總統在證據可疑的情況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后來被證實子虛烏有)，對其發動戰爭。正是這場戰爭讓美國失去其地位。與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夢壽命差不多，新美國世紀計劃只撐了十年左右便宣告終結。
相比之下，金融世界對美國的全球角色曾有清晰的共識，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上世紀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主政時期，這種共識逐漸走向主流。它在意識形態上得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強烈支持；它是建立在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選擇理論所謂的科學基礎之上的；并且還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效的管理。這種共識實際上是國際治理和國家自身利益間的妥協，比新保守主義者推崇的“軍事力量至高無上”要微妙得多。
事實上，華盛頓共識源自妥協，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凱恩斯曾提出設置國際貨幣“班科”(觀察者網注：凱恩斯1944年提出國際清算同盟計劃，由同盟發行統一的世界貨幣班科，以黃金計值，會員國可用黃金換取班科，但不可以班科換取黃金)，但美國堅持將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最終導致凱恩斯計劃流產。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里有段令人難忘的話，用在這里很恰當：“所有動物一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華盛頓共識推動自由貿易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試圖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條款，以在資本項目上實現自由兌換。這一嘗試雖然失敗了，但華盛頓共識通過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也讓資本得以逃避稅收和監管。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不幸的是，后來證明支撐這套做法并沒有完善的科學基礎。不受監管的金融市場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它產生的不是保證資源最優配置的一般均衡狀態，而是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市場崩潰已經以戲劇性的方式展示了這一點。巧合的是，2008年既標志著美國政治霸權的終結，又象征著華盛頓共識的衰亡。全球金融和政治由此走向瓦解，首先表現在歐盟，隨后蔓延到整個世界。
2008年的崩潰對世界所有經濟體都帶來了長期性負面影響，唯獨中國例外。中國的銀行體系相對獨立于世界其他地區，且主要為國家所有。因此，中國的銀行可以在政府的授意下，通過在經濟體內部增加信貸，來填補外需不足造成的缺口。在相當程度上，中國通過將產品賣給信用消費的美國人，使中國經濟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經濟的動力來源。然而中國經濟的規模相對美國仍然較小，所以全球經濟增長在中國引擎的帶動下增長相當緩慢。
世界為什么能避免全球大蕭條，其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家們從上世紀30年代汲取了一些經驗教訓。堆積成山的債務和殘存的政治偏見導致全球財政刺激的規模有限(中國再次成為了例外)；美聯儲在伯南克的領導下，奉行量化寬松等一套非正統的貨幣政策。美聯儲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向市場大規模注入資金，阻止了有效需求的減少惡化為全球性經濟衰退。
2008年的崩潰也間接導致了歐元危機。歐元不是一種完整的貨幣：歐元區國家有共同的央行[微博]但沒有共同的財政部。歐元的設計者們早已意識到這個缺陷，但他們認為當缺陷凸顯之時，能夠征集到足夠的政治意愿來修正它。畢竟，歐盟也是以這樣的方式逐步誕生的，歐盟的締造者知道它先天不足，后天可順應時勢加以改進。
不幸的是，從1999年歐元正式發行，到2008年出現改革需要，政治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科爾的領導下，德國為重新走向統一引領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但事實證明兩德統一代價太高了，德國民眾不愿意再承擔任何額外的付出。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歐洲各國財長們宣布，決不允許任何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失敗，深知民意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堅持認為，這個責任應該由每個國家單獨肩負，而不應由歐盟集體承擔。在歐元區最需要共同財政部的關頭，德國抹殺了這種可能性。歐元危機由此開始。希臘、意大利和愛爾蘭等國的內部危機，本質上都是歐元危機的變種。
隨后，金融危機演變成一系列的政治危機。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分歧導致歐盟從一個建立平等自愿原則上的共同體，演化成債權國(如德國)和債務國(如希臘)的關系網，這種關系既不平等也不自愿，反而激得政治局勢越來越緊張。
歐盟的初心是在地區范圍內進行一場國際治理的勇敢嘗試。 然而在經歷了2008年的震蕩后，歐盟糾結于其內部問題，未能在國際經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出于另一些原因，美國也開始關注自身內部。歐美朝內向型轉型，致使國際合作在全球都呈下降趨勢。
既然現行世界秩序的支柱是西方國家，那么西方影響力的下降自然在國際治理方面抽出一個權力真空。為實現各自的雄心，不惜動用武力的地區大國和非國家行為體紛紛趕來填補這個真空。武裝沖突數量激增，影響范圍從中東蔓延到亞洲其他地區、非洲甚至歐洲。
通過吞并克里米亞，并在烏克蘭發展分裂勢力，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既挑戰了當前由西方國家支撐的世界秩序，又挑戰了歐盟的根本價值觀和原則。歐洲和美國公眾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場挑戰的嚴重性。普京希望促成烏克蘭金融和政治全面崩潰，從而既破壞烏克蘭穩定，又使自己免于為其承擔責任；他并未占領烏克蘭東部，避免這個地區完全依賴俄羅斯提供經濟支持。他已兩次在軍事勝利唾手可得之際將烏克蘭拉回停火狀態，而這種破壞穩定的停火狀態反映出普京的真實想法。不幸的是，通過將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協議與第一次停火協議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普京正在取得成功，即使這種成功只是暫時的。如今，普京尋求通過烏克蘭在歐盟內部挑撥離間，贏取政治影響力。
正是歐盟的軟弱，才使俄羅斯的威脅顯得格外突出。歐盟雖可勉強應付金融和政治危機，但這次橫在它面前的不是一個而是五個危機：俄羅斯、烏克蘭、希臘、移民，以及英國是否脫歐的全民公投。疲于招架的歐盟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
在全球范圍來看，國際治理同樣脆弱不堪。在金融和政治上，世界隨時可能分化成敵對陣營。中國已經開始建設平行于IMF[微博]與世行的另一套金融體系，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債券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建立亞洲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清邁協議。兩大陣營能否將對抗保持在一定范圍以內，將取決于中國如何管控自身的經濟轉型，以及美國如何應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在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它已經放棄了華盛頓共識，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利益相關方-其中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不愿意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因為那意味著它們必須放棄對投票權的控制。這些國家沒有認清各經濟體相對權重的改變，尤其是中國的崛起，這是非常短視的。
不管控制權多么脆弱，利益相關方都不太可能主動放棄。然而今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開啟五年一度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成分審核，這是在兩大陣營間牽線搭橋、凝聚人心的機會。
特別提款權是一種1969年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國際儲備資產，以補充成員國現有的官方儲備。目前，人民幣雖不完全具備被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資格，但準入資格并不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嚴苛。過去，當日元進入貨幣籃子時，還不是外匯交易中的常見貨幣；當法郎進入時，法國的資本賬戶還處于嚴密控制之下；當里亞爾進入時，沙特貨幣完全與美元匯率掛鉤。多年來，準入標準發生了改變，但現在主要就兩條：一，出口大國；二，貨幣“可自由使用”。“自由使用”經常被誤解為實現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以及增強匯率的靈活性，但事實并非如此。事實上，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前接納過資本賬戶不可兌換以及部分可兌換的貨幣。
中國領導人現已付出重大努力，力爭讓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并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的情感支持。該組織宣布人民幣價值“不再被低估”，并且不再要求中國冒高風險全面開放資本賬戶，而是以謹慎漸進的改革，確保特別提款權的順利運作并維護國內金融穩定。
然而，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達成決議只需要董事會70%的多數票，但此事主要取決于擁有否決權的美國政府。如果美國敞開大門，允許人民幣成為美元的潛在競爭對手，那意味著美國做出重大讓步，它可能要求中國給予同等的回報，但這樣做是錯誤的。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不是零和博弈：一方獲益不等于另一方蒙受損失。
中國尋求使人民幣獲得特別提款權地位，不是為了討好或傷害美國，而是基于自身的原因，與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導貨幣的雄心充其量只有間接關系。中國希望通過金融自由化促進經濟增長。中國要向國際投資者開放政府債券市場，目的是清理地方政府的壞帳；同時中國也希望通過促進債務轉換為股權，來降低過高的杠桿率。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將促進這一進程，一旦成功將自動提升人民幣在世界上的權重和影響力。
美國政府如將中美關系視作一場零和博弈，則得不償失。換句話說，美國幾乎沒有議價能力。美國當然可以阻撓中國，但這非常危險。如果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不成功，它可能在外部制造沖突，以維護國內團結和維持權力。中國可能會與俄羅斯在金融、政治乃至軍事上結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外部沖突升級，中國與美國盟友(譬如日本)間爆發軍事對抗，毫不夸張地說，我們將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觀察者網注：普京在剛剛舉行的圣彼得堡經濟論壇上發表講話，再次否認俄中會組成任何針對第三方的軍事集團。)
確實，俄羅斯和中國的國防預算都在迅速增加，而美國軍費則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對于中國來說，重整軍備必然能刺激內需。中國已經在南海展示軍事實力，且往往單方面表現得較為好斗，華盛頓方面有理由對此保持關注。不過，俄中兩國軍事同盟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做好直接對抗美國的準備。在那之前，我們恐怕會見證混合戰爭(觀察者網注：2007年美國軍事專家弗蘭克·霍夫曼首次提出“混合戰爭”理論，認為由于全球化影響和技術擴散等原因，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爭”和“小規模非正規戰爭”正逐步演變成一種戰爭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趨融合的混合戰爭。)與代理人戰爭的擴散。
中美相互取得諒解符合兩國的切身利益，因為任何其他選項都將造成難以下咽的苦果。中國與美國最終若能達成協議，產生的收益可能同樣影響深遠。不久前，雙方在氣候政策上取得了真正的突破。表面上看，兩國做出了不具約束力的陳述與承諾，使近期控制氣候變化的努力變得更為可信。如果這種方法能復制到能源、金融和經濟領域，中俄軍事同盟的威脅將被化解，未來爆發全球性沖突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這條路是值得我們去嘗試的。
習近平上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是2013年，那時，他提到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自那次加州莊園會后，該課題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討論。奧巴馬總統應該區別對待俄羅斯與中國，前者在普京之下已將法治變為“武治”；而后者雖未完全實現法治，但尊重遵守條約義務。必須堅決抵制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而中國則需要鼓勵，應該向它提供更具建設性的選項，避免其走上軍事侵略之路。美國投之以桃，中國很可能報之以李，兩國成為競爭對手雖無可避免，但需要將分歧管控在一定范圍內，避免使用武力。
這并不意味著中美之間能輕易達成影響深遠的戰略伙伴關系協議。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美國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原則上，中國則沒有這種深厚的自由傳統，它自古以來保持著層級結構，歷史上大多數時間是一個君主制國家。美國在今年來社交媒體的發展上引領世界，中國則在管控社交媒體上進行前沿探索。冷戰結束后，中國在構建一個成功的層級社會結構上比俄羅斯成功得多。
比較中國夢與美國夢，可以明顯看出兩套政治社會制度之間的差異。美國希望中國改遵美國的價值觀，但這在中國領導人眼中是顛覆性的。
在這方面，中國與俄羅斯有更多的共同點。俄羅斯和中國都把本國看作美國統治世界野心的受害者。而站在美國的角度，中國有很多行為是無法贊同的，美國認為中國沒有司法獨立，跨國公司常常受到政策打壓，被國內競業公司取代等等。而且中國在南海問題、網絡戰、人權等問題上都與美國存在沖突。在這些問題上實現合作并非易事。
在充分認識到困難以后，美國政府仍然應該真誠地嘗試與中國構筑戰略伙伴關系。這需要雙方清楚辨識，什么是共同利益，哪些是競爭領域，然后分別開展合作以及有針對性的談判。美國需要制定一套雙管齊下的戰略，一方面向中國展示合作的誘人之處，另一方面保持威懾力，讓針鋒相對的談判成為中國的下策。
中美可以開展合作的領域比表面上顯示出的要寬廣得多。與中國進行金融合作，幫助習近平主席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肯定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金融改革的成功將滿足中國中產階級不斷增長的愿望，也可能讓高層放松一些限制，而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中國的改革提高全球金融的穩定。開誠布公地允許媒體和民間社團發表批評言論將大大提高中國改革的效能，在反腐方面尤其如此。如果中國選擇走這條道路，它作為戰略合作伙伴對美國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大。
中國和美國不可能在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論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成分之前結束談判。更現實的情況可能是，華盛頓方面需要等到九月習主席訪美時，才能完成籌備工作。除了這個原因，將特別提款權審議截止日期推延到2016年還會帶來其他好處，屆時中國還將主辦20國集團會議，且2016年也將是奧巴馬政府的最后一年。中美雙方將各自調動一切有利于國際合作的政治力量，共建戰略伙伴關系。
如果這種真誠的嘗試不幸失敗，美國將有完全正當的理由與中國的鄰國建立足夠強大的合作伙伴關系，使中俄聯盟不敢動用武力進行挑戰。這種結果與中美戰略伙伴關系相比，明顯是下策。與中國的鄰國發展伙伴關系，將把我們帶回冷戰時代，但這仍然好過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目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都在談判中，它們可以為美國的雙管齊下政策提供極好的機會，但美國現在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目前，中國被排除在外；事實上這兩大伙伴關系本來的構想是建立由美國領導的反華聯盟。奧巴馬總統已要求國會為他開通快速通道，授予他和他的繼任者未來六年主導貿易談判的權力，這相當于剝奪了國會提出修正案的權利。該法案已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在筆者寫這篇文章時該法案已送交眾議院，如果獲得批準，習近平主席9月訪美時可能將面對這個明顯的威脅。這是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等地區咄咄逼人行為做出的恰當回應，但它給備選方案留下了很小的余地。因此，奧巴馬總統很難真誠地向中國提出建設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希望美國眾議院不批準該法案獲得快速通道授權。(注：美國眾議院18日以218票贊成、208票反對通過了貿易促進授權議案。)國會不應倉促行事，而應把它從快速通道上拿下來，這樣國會才有充裕的時間來修正那些無法接受的缺陷。也只有這樣，習主席9月訪美時，奧巴馬總統才可能向習主席真誠地提出共建中美戰略伙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