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巴黎恐怖襲擊事件規模之大、傷亡之多、波及面之廣可謂史無前例，“伊斯蘭國”已認領這次襲擊。年初“查理周刊事件”創傷未愈，而今又添新痛，這不禁讓人反思：為何暴力極端主義的幽靈在法蘭西徘徊不已?

　　發生在法國絕非偶然

　　同伊斯蘭掛鉤的恐怖事件發生在法國絕非偶然，這與穆斯林族群長期深陷社會底層和邊緣化困境、西方社會普遍存在針對穆斯林的歧視和排斥以及法國不斷幹預中東事務密不可分。撇開西方霸權主義和“文明使命”不論，單從法國內部日益激化的族群矛盾和社會沖突便可窺探事端的端倪。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為滿足經濟重建需要從前殖民地的北非馬格裏布地區招募大量穆斯林廉價客工，以彌補勞動力短缺。隨著1973年經濟衰退降臨，法國廢止客工招募制度，鼓勵客工返回原籍。但因種種因素，多數穆斯林未能按期返回祖籍國。盡管如此，法國政府又出於人道考慮允許移民家屬以家庭團聚方式移民法國。這樣一來，扶老攜幼的穆斯林移民便絡繹不絕地湧入，加之難民、尋求政治庇護者和非法移民等，法國穆斯林人口不斷攀高。據皮尤研究中心估算，法國當前穆斯林人口多達470萬，占總人口的7.5%，鑒於其較高的出生率和外來移民繼續湧入，預計到2030年將達686萬，占總人口的10.3%。可以說，法國在半個多世紀時間裏就不知不覺地建構出一個龐大少數族裔。

　　穆斯林被邊緣化,面臨融入危機

　　問題是，這個龐大穆斯林族裔又是一個難以融入法國的邊緣群體。究其成因，主要在於：其一，絕大多數穆斯林移民的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差。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法國經濟的“去工業化”更使穆斯林深受其害，因為失業劇增，許多家庭部分或完全依賴社會福利，結果引發法國社會普遍不滿，認為穆斯林是法國福利制度的寄生蟲。

　　其二，穆斯林少數族裔與法國社會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更助長了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社群的歧視和排斥。絕大多數穆斯林生活在法國大城市的邊緣地帶，與主流社會缺乏交往融合，過著名副其實的“平行生活”。許多目不識丁、語言不通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難以融入法國尚可理解，但問題是那些生於斯、長於斯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也面臨著想當法國人而無法成為法國人的兩難困境。他們從小接受西方教育，思維和觀念都與西方人漸趨相同，但在嚴峻的現實生活中卻發現自由、民主、平等不過是抽象口號。他們渴望被主流社會吸納，但社會所能給予他們的發展機會極為有限，相當廣泛的歧視和排斥使其倍感挫折。他們在名義和法律上是法國公民，但在文化和社會意義上不是。

　　困難重重的社會流動、無法逾越的族群鴻溝、難以克服的社會歧視，這些都進一步激發和強化了法國國內穆斯林的身份認同和宗教意識，滋生一股難以抑制的“逆反的宗教性”。許多法國新生代穆斯林從《古蘭經》中尋覓慰藉，在清真寺找到歸屬，重新皈依為“再生穆斯林”，尊奉更加原旨的信條。針對西歐六國穆斯林宗教性的一項跨國研究表明，第二代穆斯林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比例高達39%。其中，僅在法國就有5000多名聖戰主義者，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有多達1600名法國穆斯林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交戰區域參加“聖戰”。由此可見，新生代穆斯林的宗教性萌生、彰顯甚至走入極端，已經不是傳統智慧中的“一小撮人”，而是擁有相當的社會基礎並與某些跨國伊斯蘭運動相互勾連。

　　既有應對方式失敗，需另辟蹊徑

　　跨入新世紀以來，法國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如果繼續漠視穆斯林的邊緣化處境，勢必導致紛爭並起、永無休止的族群分裂和社會動蕩。為此，法國政府堅持“共和同化模式”，試圖從促進公民融入，強化國家認同;捍衛世俗共和原則，遏制極端宗教勢力蔓延;加強政府與穆斯林社群的溝通對話，強化國家對伊斯蘭事務的控制;嚴厲打擊極端主義，推動去極端化工程等方面著手，推動穆斯林移民的融入進程。

　　美國政治學家福山說過，“法國的共和同化是處理移民的最好途徑”。但同許多社會現象一樣，理論上完美並不意味著現實中可行。歐美輿論普遍認為，無論采取的是哪種模式，歐洲各國政府推行的穆斯林融入政策都以失敗告終。

　　面對巴黎恐怖襲擊這場國家安全的巨大危機，法國政府和社會需要保持清醒、冷靜思考，避免“穆斯林妖魔化”“伊斯蘭恐懼症”陷阱。同時，法國政府還需另辟蹊徑，以縮小主體族群與少數族裔間的社會經濟發展差距為突破口，通過有效措施妥善解決穆斯林族裔面臨的族群歧視和社會排斥問題，進而在保持國內安全與保障穆斯林尊嚴、基本人權及平等權利方面找到平衡，在恪守國家認同和基本價值觀的基礎上加強不同文明間的交往對話、找到不同族群的和解共生之路。

　　現在，穆斯林融入危機不僅法國獨有，而是歐洲多國乃至世界更多國家共有。法國面臨的困境應成為一種警示，促使相關國家在解決危機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作者：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