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達
從目前的形勢分析，盡管國企改革有諸多大神支招，高層決策機構也有關于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但這一切的成效卻并不顯著，因為設想是美麗的，現實卻很骨感。
從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上看，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保守策略。同實體經濟改革方略一樣，股市改善的特點是頭痛醫頭、抓主要矛盾，目前容易解決的問題早已搞定，剩下的全都的棘手問題。我們正行進在深水區，維持不了動態平衡，就可能被淹死。
筆者曾參與某大型國企50年檔案資料的梳理編纂，深深體會到，目前主導改革的國企領導長期唯上級的馬首是瞻，被中央計劃經濟“慣壞了”。由于經常不是以市場的細分需求為導向，加之受各種因素的掣肘，再嚴密、科學的方案只能成為鏡中花、水中月。相當一些國企如死水一潭，積重難返，最后變成僵尸企業。
日沐雨潤，水土豐腴；草長鶯飛，春花秋實。我們感同身受大自然的生機盎然，自然界欣欣向榮的原因是什么？蓋其各種條件齊備，每個環節都適度、相互依存和制衡，每個生物體自身都在新陳代謝，有生有死，因此才形成了流水不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環。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也是一個互為因果的生態系統，與大自然的規律有異曲同工之理。股市疲軟是實體經濟問題在虛擬經濟中的自然折射，主因之一是上市公司品質低下。作為實體經濟細胞的上市公司毛病多多，壟斷型國企尤甚。
股票市場設立初衷之一就是為國企脫困，目前國企的流通市值和凈利潤仍占大部分，故而國企股價的波動對整體指數影響非凡。基于此，筆者認為應從股市和實體經濟兩方面入手，特別是落實國企退市、注銷、破產倒閉機制，化繁為簡，讓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恢復生機。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國企改革就已經開始，當時試圖通過政企分開、放權讓利、承包制等方式搞活國企。到了1990年代，大搞第三產業：許多不是圍繞主業，而是以餐飲、汽修、商業零售之類鋪攤子。后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舉措力度相當大，諸如現代企業制度改革。這是效仿西方制衡和激勵作法，要把國企做大做強。在分分合合的“試錯”后，效率沒有提高，卻付出了寶貴的機會成本、昂貴的改革成本。企業內部結構有時不是形成合力，而是以黨委會為首的老三會與以股東會為首的新三會形成對沖，內耗嚴重。一部分官僚利用整合、重新洗牌的機會，拼命撈取資本；有的依靠裙帶關系、同學和老鄉關系編織各種小圈子，正如江湖所言，“進班子，不等于進圈子！”一個個堅固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寄生蟲吸附在企業機體內，玩起了內部人控制，不停地蠶食國有資產。表面上看，職工收入的絕對數似乎也在增長，實際上是在更大蛋糕中占了更小的比例。上市國企的利潤被N個生態鏈條抽取，到中小投資者手中的少之又少。
對于國企問題，決策層需要采取有魄力的行動，一方面從企業內部動手，更新觀念，轉變經營模式，試圖讓老樹發新芽。另一方面，開拓視野，從更廣闊的天地想辦法，由市場做選擇，優勝劣汰。對于試過各種方法仍不能實現自我造血機能的企業，有必要讓它按市場規律，該瘦則瘦，該死則死。對于某些傳統產業，不能再象過去用“拉郎配”方式搞所謂的做大做強，可以按專業進行切分，讓他們單獨到市場闖蕩。當然，為社會穩定考慮，應設法安置企業員工，比如提前退休，想辦法降低成本。基于擅長的主業，與許多待滿足細分領域的旅游業、體育產業進行嫁接，接納吸收冗余勞動力。比如抽出少量鉆井、采油小隊試點，提供工業旅游服務；征集、撰寫油田開發過程中的趣事、神事，講給客戶聽；通過微信等方式搞營銷推廣；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讓客戶體驗上井流程……
國企問題的根源很可能在于黨委提拔、選用領導干部制度，制約、問責機制不健全；國有股東“一股獨大”，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落實不到位；企業員工并不是企業的所有者，因而鮮有敢于維護企業資產、敢于擔當之人。本來股市是經濟民主化的體現，可對選拔企業管理者的壟斷、一股獨大，簡直就是對民意的傲慢與偏見。中小股東意愿長期被漠視，后果很慘痛。他們被“吃干榨凈”后心灰意冷、紛紛離場，整個市場漸漸歸于沉寂，這實在是自然的結果。
員工持股計劃作為歐美成熟市場中普遍的激勵制度，嘗試在股市推出，也許對提高員工的主人意識，改善企業效益有一定作用。我們真該下決心打破壟斷，讓更多的民企加入到壟斷行業中來，從而發揮“鯰魚效應”；大膽推行混合所有制，甚至讓民營資本控股。改革黨委管干部制度，增加公開性和問責力度，增加中小股東的知情權和話語權，想辦法提升工會的獨立性和監督制衡力量，才可能提高內部管理水平，增強核心競爭力。
與實體經濟相對應，股市應堅決執行退市制度，讓A股形成良性循環。筆者認為，如果不能嚴格施行退市制度，A股將形成“湮塞湖”，造成劣幣驅除良幣。就象生物體，因為不能新陳代謝，必將患尿毒癥之類絕癥而亡。中國股市的“不死鳥”沉淀了大量寶貴的資金要素，使活躍的有機體變成了僵硬的疙瘩，淤積了機會成本。
退市制度是中國資本市場最失敗的制度（沒有之一）。根據媒體的統計，十幾年來上市公司退市比例不到3%，和美國證券市場每年10%左右的退市比例相比，差距明顯。對此經濟學家馬光遠指出：“退市機制……對上市公司提高績效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極為顯著的激勵約束效應。退市制度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失敗，意味著在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機制上廢掉了最重要的武功，沒有退市的約束，上市公司無論是欺詐、造假，都可以隨意為之，因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判死刑，這無疑是對哪些違法上市公司的鼓勵。……這也是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信心盡失的根源。”當然，對于執行退市制度的負面影響，也應提前設計相對周全的“系統集成”。
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在我國仍然很普遍，而從上市公司退出和國企改革的角度看，盡管有《證券法》、《公司法》和退市制度等各種法規，執行不到位是最嚴重的問題。象Facebook一樣持續滿足客觀需求的企業，沒有利潤也可能在股市中獲得高估值；而不能創造價值的傳統國企，即使有利潤也未必會有高估值，所以企業一旦成為僵尸就應該退出市場，否則該死的若不及時死去，該活的就活不安生。只有從股市和實體經濟兩個領域，把符合退市條件的公司清出市場，讓連續虧損的國企去死吧，才能讓寶貴的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從而有望實現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這考驗著各級決策機構的決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