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撰文稱，習近平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中國特色經濟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中國特色經濟學建設水平，一個重要前提是正確回答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在哪里，它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等根本性問題。

 

　　厲以寧稱，對這些問題，可以在回顧中國特色經濟學建設和發展歷程中，得到更加清晰的認識。比如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沒有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農民落實財產權的記載，而只有懂得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學家才能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才能解釋清楚為什么中國要這樣做。

 

　　他還表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它不會止步于任何一個階段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也不可能自稱已到達經濟理論的終點。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具有無限生命力，它會繼續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和完善。

 

　　厲以寧曾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并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在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它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

 

　　這一思路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被理論界與政策制定者廣泛接受，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他也因此被稱為“厲股份”。李克強、李源潮等都曾師從厲以寧。

 

　　以下是他在今天的《人民日報》所發表文章的全文：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取得了巨大發展成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經濟學在總結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提煉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規律、新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框架，又對實踐產生了巨大指導作用。因為對中國經濟實踐的超強解釋力和科學指導力，中國特色經濟學在世界上逐漸有了一定話語權。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中國特色經濟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中國特色經濟學建設水平，一個重要前提是正確回答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在哪里，它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等根本性問題。對這些問題，可以在回顧中國特色經濟學建設和發展歷程中，得到更加清晰的認識。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奠定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實踐底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時，我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如何發展，成了從中央領導到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從此走上改革開放的快車道。改革的第一聲春雷炸響了，安徽、四川等地的農村最早開展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驗。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民自發采取的改革措施。從1979年起，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因為實踐表明，它使農業增產了、農村面貌改善了、農民收入增加了，給農業、農村、農民帶來了發展動力、帶來了希望。

 

　　農民的積極性提高后，鄉鎮企業也發展起來。鄉鎮企業自籌資金，自購設備，自謀產品銷路，自聘城市退休技工來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有一道新的風景線——火車上、長途汽車上，經常看到一些農民模樣的人帶著大包小包，走向全國各地。他們是新興的鄉鎮企業的推銷員，帶著樣品和訂單，到處推銷本企業的產品。這樣，大一統的計劃產品市場被打破了，充滿活力的鄉鎮企業商品市場形成了。這是奇跡，也是必然現象。中國經濟逐漸走向市場經濟，鄉鎮企業功不可沒。

 

　　農業增產增收促使養殖業、蔬菜種植業興起，農貿市場相應發展，多年少見的雞鴨魚肉、香油、花生米和各色蔬菜等充滿了市場各個角落。城市供應的豐富，使得實行多年的糧票、油票、肉票等票證就此取消。

 

　　這就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的新景象。它再次印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基本觀點的真理性，奠定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底色，那就是：以實踐為理論來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拒絕本本，拒絕教條主義，致力于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中國問題。

 

　　建立經濟特區：為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打開突破口

 

　　距離香港僅一水之隔的廣東深圳，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與香港的發展差距仍然十分懸殊。那時香港已經是一個國際化都市，而深圳只是一個小鎮。情況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發生變化。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建立。當時，內地依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深圳的經濟則按照市場規則運行；內地只有小商小販經營，而深圳則可以成立和發展私營企業。

 

　　于是，深圳成了國內最早開放的地方。經濟特區建立后，深圳面貌迅速發生改變。內地各省市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深圳，內地各省市的人才同樣源源不斷地到深圳去尋找發展機會。深圳也是最初的農民工就業地。從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的建設速度遠遠超過香港。高樓一棟棟拔地而起，馬路一條條又寬又平。深圳再也不是一座小鎮，而變為一座國際性城市，規模比香港大很多，人口也多于香港。難怪全世界都稱贊“深圳速度”。

 

　　當時建立的經濟特區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隨后又興辦了海南經濟特區。剛建立經濟特區時，在內地一些場合還能聽到“深圳姓社還是姓資”的議論。這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深圳的轉變在不少人看來已超出了常規。到了1992年，鄧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考察的講話在報紙上發表，此后深圳“姓社而不姓資”的看法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人們更加清楚怎樣判斷深圳的制度屬性：難道深圳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試驗區嗎？難道深圳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政府的管轄區嗎？

 

　　興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次偉大創舉。建立經濟特區的意義不僅在于利用外資引進、管理和技術，更在于開拓出了一種重要的改革方法和研究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在于得出了一個新的認識——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開放也是改革；在于開辟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試驗場——經濟特區既是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舞臺，也是理論創新的大平臺。以經濟特區為突破口和有力引擎，我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跨越，中國特色經濟學也完成了從研究封閉半封閉經濟體到研究開放型經濟體、從研究穩態經濟體到研究轉型經濟體、從研究計劃經濟到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華麗轉身。特別是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中國特色對外開放理論，奠定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基礎。

 

　　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理論豐富和發展起來

 

　　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學界在討論如何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時，承包經營責任制一度引起人們的關注。當時，人們提出了“首鋼經驗”。這是指：首都鋼鐵公司采取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后，效益提高了，利潤增長了；而從性質上看，企業依然是國有的，所以無論從大方向上考察，還是從企業管理方面分析，承包經營責任制都具有很大可行性。于是從1987年起，國務院決定在一些省市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試驗。稍后，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承包熱”。

 

　　然而，不同意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經濟學家從這一制度實行情況的調研中，得出了國有企業不宜采用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論斷。主要理由是：第一，承包經營責任制沒有解決國有企業產權清晰這一根本性問題。在承包經營責任制之下，產權依舊是模糊的，這無益于國有企業的實質性改革。第二，承包經營責任制使企業側重于短期行為，如為了完成承包任務，企業行為趨于短期化，拼設備，拼消耗，結果受損害的是國有資產。第三，承包經營責任制使企業的國有財產主管者同承包者在承包費高低上不停討價還價、爭吵不已，誰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操心？第四，首都鋼鐵公司的承包經營責任制是在國家稅收優惠條件下實行的，其他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如果得不到類似的國家稅收優惠，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嗎？不可能。

 

　　經過有關國有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討論和質疑，特別是經過實踐的檢驗，20世紀90年代之后，“承包熱”冷卻下來，國有企業改革轉到股份制改革道路上來。股份制企業可以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也可以是上市公司，但一個共同特征是：產權清晰。這樣就可以按照國有企業所屬行業不同，分別制定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方案。

 

　　整個20世紀90年代，股份制改革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股份制企業大體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營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國有資本控股多少不采取統一標準，根據行業性質和企業規模而定。這樣改制的企業，可以稱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另一類是特殊行業的國有企業，在實行股份制改革后，需要國家控股；至于國家控股多少，也要依據行業性質和企業規模而定。

 

　　20世紀9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是一件大事。它的主要意義不在于開辟了向資本市場融資的渠道（當然，融資也是重要的），而是切實轉換企業運行機制。為此，必須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包括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進一步完善考核制和任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不是短期內就能完成的任務。但只要改革方向對頭，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就有希望。再進一步看，由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處于市場既不完善而又缺乏真正市場主體的狀態，所以改革應當以產權改革為主線，而企業股份制改革則是明晰產權、界定產權、培育獨立市場主體的最佳途徑。以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基礎，國有企業改革理論逐步豐富和發展起來。

 

　　從林權改革到農村土地確權：中國特色產權理論建立

 

　　1979年全國各地農村開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本來沒有把林地包括在內，但當時一些地方把林地也給承包了。正值改革初期，農民們對改革形勢還認識不清。一些人承包了林地之后就開始砍樹，他們認為政策可能改變，今年既然把林地承包給我，不砍樹賣錢就可能吃虧。結果，砍樹成風。這導致了林地承包改革的停滯。直到本世紀初期，才在福建、江西、遼寧、浙江等省進行林權改革試驗。200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一場意義深遠的重大改革才正式啟動。

 

　　林地承包到戶比耕地承包到戶晚了20多年，但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三個突破：一是明確了“70年不變”的年限。70年時間，孫子輩都長大了，正是“爺爺種樹，孫子乘涼”。林農的積極性大增，愛林護林的熱情高漲。二是林地承包經營權和承包林地上的樹木可以用于抵押、取得貸款。這樣，林農發展林業和開發林下經濟就有了資金。三是林地承包究竟承包給哪一級？是村級、鄉級還是林業合作社？當時學術界曾有爭論。而中央的決策是承包到林農戶，“一竿子插到底”。這就大大調動了林農的積極性。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下一階段的農村土地確權作了準備。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時，并未經歷土地確權階段。林地確權了，發了產權證，明確了財產權，林農安心了，現在輪到農村土地確權了。浙江、重慶、四川等省市，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后，試行了農田和宅基地及其上面農民自建住房的確權工作。具體地說，農民的承包地有承包經營權，農民的宅基地有宅基地使用權，農民在宅基地上自建的住房有房產權，三權（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農民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民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產權）和三證（農民承包土地經營權證、農民宅基地使用權證、農民在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產證）配套。這樣，農民的心就定了，不怕土地會無緣無故地被圈走。這就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農村土地確權在保證農業用地（耕地和建設用地）使用方向不變的前提下，使農民的財產權益得到保障。同時，它也使農地承包戶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在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土地確權的推進中，以產權界定、產權清晰、培育真正市場主體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產權理論建立起來。這一理論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是為了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大力發展現代農業，與西方鼓吹私有化的產權理論有著本質區別。當前，農村土地確權后的土地流轉工作還處于試點階段，關于“非糧化”（原來土地上種植糧食，而新承包者改種其他作物）傾向問題，工商企業進入農村的資格審查制度問題，承包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農民自建房屋能否用于抵押的問題等，都需要中國特色產權理論深入研究，作出科學回答。

 

　　農村新氣象和農民創業熱：為人力資源理論增添新內容

 

　　農民的積極性之所以在土地確權以后高漲不已，是因為這些改革措施符合中國國情，是從長期改革發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哪里有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農民落實財產權的記載？只有懂得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學家才能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才能解釋清楚為什么中國要這樣做。

 

　　農村土地確權以后，土地流轉大大加速。一些農民在外地務工多年，學會了經營管理，有了技術，積蓄了資金，為了求得進一步發展而回鄉創業。他們珍惜自己的承包地，還通過轉包、租賃等方式，決心辦好家庭農場，從事種植業、養殖業、果樹業，并不斷擴大規模。還有一些農民有手藝，有專門技巧，或善于經商。他們把自己名下的承包地轉租出去，一心一意撲在外出經商上。他們是當前中國的另一類創業者。

 

　　與此同時，耕地并沒有荒蕪。田，總是有人來耕種的。在浙江一些地方，本地有技術、有手藝的人外出經營，外地的農民就來種田了。我的故鄉江蘇揚州儀征，本地的農民去外地就業，蘇北的農民就來種地了。他們在這里種地可以得到較高的收入。農民中的一部分人已經是新型農民。他們不僅種田，而且懂得市場需要什么、怎樣滿足市場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力資源的流動數量和流動速度是世界罕見的，因此研究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力資源的雙向流動成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人力資源流動是提升人力資源質量的重要條件，因為人力資源流動意味著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創業機會在等待著各種專業人才、技術工人，這也鼓勵更多的勞動者去深造、學習，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力資源流動性強，表明人力資源中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如果缺乏流動性，則表明人力資源的潛力可能接近于枯竭。

 

　　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孕育出中國特色城鎮化理論

 

　　在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和工業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城市化開始時雜亂無章、缺乏統籌安排，以致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居民生活質量下降，失業人數也日益增長，于是就形成了所謂的“城市病”。等到西方國家的政府發現這一系列問題時已經晚了，不得不花費更多的財力和人力去解決。

 

　　中國的城鎮化除了遇到同西方發達國家當初類似的問題，還有中國特殊的問題，這就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比如說，農民工進城后，雖然已工作多年，但農民戶籍未變，身份仍是農民，難以融入城鎮社會，不能和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中國必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但又必須分階段推進。這確實是個難題，也是中國的經濟學者必須認真對待的課題。

 

　　一種做法是推行“積分制”。這是根據深圳、上海等城市的經驗而總結出來的做法。以上海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不少蘇南、蘇北、浙江、安徽等地的農民工涌入上海的企業工作，他們已成為上海工業企業中的骨干力量，但依舊是農民戶籍。為了留住這些人才，上海推出了“積分制”，即把外地來上海工作人員的學歷、技術水平、來上海工作年限、是否得過獎等等一律折成“分”，“分”夠了就轉入上海城市戶籍。“積分制”已被國內一些城市所借鑒。

 

　　另一種做法是“分區推進”。老城區重在改造，包括工廠遷走，棚戶區改造，發展商業和服務業，建成適合人們居住的城區。新城區重在培育經濟增長點，成為高新技術區、工業園區、物流園區等。新社區則是農村改建而成的，重在集中居住，使農民有舒適清潔的住宅和環境，公共服務設施齊全，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做到了這些，村的建制就改為社區建制，于是整片地區轉為戶籍一元化的新社區。無論老城區改造、新城區建設還是新社區改建，關鍵都在于以人為本。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是“就地城鎮化”“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它孕育出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理論。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學者研究中國城鎮化問題，不可能照搬其他國家的城鎮化模式和做法，而只能從中國的實際和實踐出發，找到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規律，求解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總結出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結論，構造起全新的分析框架。

 

　　精準扶貧：中國特色經濟學要關注并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初期又十分貧窮。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扶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7億多貧困人口脫貧，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扶貧奇跡；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基本小康再到建設全面小康的大踏步跨越。但隨著貧困人口減少，“大水漫灌”式的扶貧效果已不甚理想。為了使扶貧資金發揮更大作用，為了讓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最近幾年我國采取了“精準扶貧”的做法。

 

　　不管扶貧資金來自財政撥款還是來自金融信貸或民間捐贈，都要用得有效。為此，關鍵是把握以下三個原則：第一，貧困地區的村干部和農民都要轉變觀念，不能有依賴思想。要認識到貧困地區脫貧致富，一定要建立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基礎上。這樣才能在扶貧資金的幫助下擺脫貧困。第二，必須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找到致富產業，并齊心協力把致富產業做強做大。第三，要留住勞動力，包括歡迎外出務工的農民回鄉創業。一個村寨，如果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了，村里只剩下老弱婦孺，即使有再好的規劃，也富裕不起來。

 

　　對于一些居住在高山上等自然條件惡劣地方的農戶，要動員他們搬出來，妥善安家，經營林下經濟或養殖業、手工編織業等，這樣也能逐漸富起來。

 

　　扶貧問題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這與西方經濟學有很大不同。西方經濟學把人抽象成“理性人”，實際上就忽略了人的各種需求。而中國特色經濟學在研究中把人還原為現實人，關注滿足人的各種現實需求，關注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西方經濟學缺乏人文關懷，也缺少推動實現社會共同理想的內容。而中國特色經濟學關注社會共同理想的實現，是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等社會中長期目標和人民共同富裕而服務的，它研究的主題和核心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不斷發揮出來。因而，它不僅研究人民群眾積極性的涌現和物質生產的增長，而且始終關注人們覺悟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提升，是更加貼近現實需求、更加人性化的經濟學。

 

　　經濟新常態和轉變發展方式：開啟中國特色經濟學創新空間

 

　　改革開放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基本上以追求數量和規模為目標，不少地方相對忽視質量和效益提高，這在經濟起飛、快速擺脫貧困階段是很難避免的。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央提出要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新常態，這不僅對經濟發展實踐具有深遠指導意義，對中國特色經濟學創新發展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適應、把握、引領經濟新常態，就是按經濟發展規律辦事，不做違背經濟規律的事情。現階段，高速增長已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它至少會帶來或加劇五個方面的后果：資源過度消耗，生態環境破壞，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低效率，錯過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的最佳時機。因此，在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調結構、去產能、補短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至于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6%—7%的中高速就可以了。

 

　　調結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最重要的事情，但也是十分困難的事情。為了調結構，必須痛下決心消除產能過剩現象。那么，應該如何對待下崗人員？其實，與其讓政府養虧損企業，不如養職工。這是因為，該關閉、淘汰的企業是一個個無底洞，與其填無底洞，不如讓它們破產重組。而職工則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年長的職工，讓他們退休，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另一部分是中青年職工，讓他們接受職業技術培訓，幫助他們在適當的企業找到工作；如果他們愿意自主創業，政府可以給予減免稅等扶助措施，也可以鼓勵銀行給予貸款支持。

 

　　現階段怎樣補短板呢？基本做法是鼓勵創新，鼓勵民間資本流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短板產業。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這方面積累了經驗。市場是可以創造的，市場份額不是固定不變的，市場只認可最優秀者。在市場競爭中，永遠是優勝劣汰。有創意、有創新，就能搶占競爭制高點、得到市場青睞。這會激勵更多的發明家和企業家齊心合作，不斷推進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

 

　　根據經濟學原理，在經濟下行壓力大時，既可以從需求側進行調節，也可以從供給側進行調節，二者是可以相互配合的。但需求側改革著重于內需擴大，而供給側改革著重于結構調整。與需求側改革相比，供給側改革更為艱難，也會涉及市場主體重組。對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供給側改革更有必要。也就是說，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們為了不貽誤時機，理應通過結構調整和資產重組使國有企業增強活力，以適應新的形勢；同時，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民營企業在供給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當前正在發展構建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在中國經濟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是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發展經驗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這一理論的誕生，開啟了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巨大創新空間。

 

　　這里討論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八個問題。雖然這八個問題遠不能概括我國30多年改革發展所走過的全部路程，也顯然不能窮盡中國特色經濟學研究的重大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中國特色經濟學是怎樣一步步建設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經濟學者，包括老、中、青三代人，熱情參與了這一進程。我們之中，誰都不是先知先覺者，誰都不敢說自己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預料到中國經濟所要經歷的過程。改革發展的實踐不僅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新課題，而且不斷對經濟學研究進行檢驗。沒有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我們能學到這樣豐富的經濟學說嗎？中國特色經濟學能取得這些偉大的成就嗎？

 

　　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它不會止步于任何一個階段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也不可能自稱已到達經濟理論的終點。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具有無限生命力，它會繼續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發展創新的重大成果，生動鮮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是其發展基礎和創新源泉。中國特色經濟學必將繼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而茁壯成長、開枝散葉。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