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首席財經評論員 徐瑾

 

　　中國經濟數字始終耐人尋味，二季度GDP增速是6.7%。

 

　　這一成績高于市場預期，增速數據變暖，是預示經濟觸底回升還是一次回光返照？

 

　　對比數據的變暖，民間更多是寒氣十足，體現為民間投資不振與資產荒， 6月制造業PMI為50.0%，小型企業PMI為47.4%。與此同時，融資仍在發力，根據中國央行數據， 2016年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75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9618億元，而全社會固定投資實際增速達到11%，幾乎接近GDP實際增速的兩倍。

 

　　這也意味著經濟回暖很大程度來自投資。低迷之中，誰在投資呢？首先，民間投資意愿低迷。今年1至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8%，比去年同期回落7.3%；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對比之下，國有企業投資則逆勢前進，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達23.5%。

 

　　民間投資萎靡，國有投資躍進，其實揭示中國經濟更大的圖景。關于中國經濟爭論很多，尤其很多看似矛盾的現象。比如一方面投資低迷，一方面投機橫行；一方面貨幣增發，另一方面企業抱怨融資貴，同時地王卻肆無忌憚等等。為什么會如此？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呈現的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割裂。簡單而言，即國有經濟與民間經濟的對峙。國有經濟與民間經濟之間，即使表面上看價格以及準入已經取消雙軌制，但是從信貸投放、資源分配等核心要素來看，國有與民間的雙軌制仍舊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與一二線民企背后往往有各類勢力照應不同，中小企業可謂絕對弱勢。最典型如房地產市場，2016年可謂央企推動的地王之年，前五個月超15億地塊高達105宗地塊，其中難覓中小型房企身影。

 

　　理解中國經濟的長期邏輯，必須跳開一時一地的數據，往更長的時間段去思考，或許我們可以借助近鄰日本的經驗。作為趕超型經濟體的模范，日本的經濟增長也經歷了高速發展，投資拉動經濟以及出口導向戰略也曾經是日本經濟起飛的主要動力，到上世紀80年代“日本第一”的口號流行一時。那么日本經驗能夠給中國什么啟示？具體來說，當前的中國經濟相當于日本的哪一年？如果相當于日本的60年代，那么發展潛力仍舊巨大。如果相當于日本的80年代，那么可能是強弩之末。

 

　　日本高速發展期主要是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60年代的經濟增速高達10%左右；70年代之后到90年代初期則是低俗發展期，平均發展速度低于5%；進入90年代之后是失去的二十年，整體發展速度低于2%。日本的增速為何停滯？

 

　　這是經濟史上的大問題，其中原因很多，不少人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及80年代廣島協議作為契機來分析，但是政府政策在經濟中的角色更值得玩味。

 

　　日本發展模式中的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在日本經濟成敗中的同樣值得關注，其象征是70年代的“列島改造計劃”。

 

　　“列島改造計劃”是1972年時任首相田中角榮的競爭綱領，其目的是對日本進行綜合整體開發，而不是僅僅是局限于東京等大都市。這一方案的出爐有著地方政治的影響，也幫助田中贏得競選，其內容包括重新布局工程、建設25萬人口城市等。然而隨著兩次石油危機的到來，這一野心勃勃的計劃可謂中途返航，但是列島改造計劃仍舊埋下了日后危機的隱患。

 

　　如日本學者如八田達夫等人指出，日本經濟下降并非因為石油危機。石油危機只是導火索，導致經濟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觀政策的失敗，其中列島改造計劃可謂典型代表。八田達夫指出，日本經濟的發展動力源自城市化，正是高生產率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讓不斷遷移的勞動力得到發揮，從而整體生產率得以提升；但是列島改造計劃則反其道而行之，其核心思想是建造大量基礎設置為地方創造崗位。

 

　　這種國土均衡的發展策略顯然有政治考慮，但是經濟上則毫無效率，在大量人為刺激投資的帶動之下，日本迅速成為全球人均資本存量最高的國家，由此埋下隨后數十年投資不景氣的根源，并最終導致日本經濟的長期放緩。

 

　　日本作為中國的鏡子，那么日本的發展的路徑能夠給予中國什么啟示？今天的中國經濟相當于日本的哪一年？

 

　　從樂觀派而言，斷言中國只是相當于日本的60年代，未來可能還有20年的高速發展期，不僅可以邁入高等收入國家，甚至有可能超過美國。這一論斷的主要依據之一是中國人均GDP目前比起美國仍舊較低，比如按照2005年購買力平價對比，中國人均收入對比美國只是五分之一左右，也與減速期的德國、日本、韓國差距很多，因此中國經濟還有增長潛力。

 

　　從悲觀派而言，上面說法忽視了很多低收入國家雖然同樣只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隨后的發展速度卻并無亮點；具體到中國，當前中國非政府債務占GDP之比已經超過200%，投資帶動投資的模式已經盡頭，投機盛行以及地產泡沫，分明已經是日本80年代末期崩潰的前期。

 

　　哪一種觀點比較正確？在歷史之前，不得不謙卑。日本高速增長期到了70年代初期，如果站在1972年，如何判斷日本下一步，那個階段和當下中國有什么不同？習李政府上臺之后，在提出經濟“新常態”的同時，其實對于經濟所處位置曾經有一個“三期疊加”的判斷，即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值得注意是，關于最后一個判斷，即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系列刺激政策而言。

 

　　當年4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其實拉動了民間與地方政府無數個四萬億，從2009年到2012年四年投資完成額高達116萬億元，由此導致隨后數年過剩產能問題日益嚴重。然而此后，中國投資并沒有下降，在2014年到2015年的2年之內，中國投資完成額107萬億元，幾乎相當于“前期刺激期”4年的投資量。

 

　　通過上文的比較，筆者認為日本的1972年很可能類似中國的2008年，尤其是政策應對方面。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以四萬億刺激政策引導經濟短期迅速回升，但是其結果卻是后來幾年的漫長消化，而日本在石油危機之后大幅拉動投資的做法何其神似。

 

　　中國經濟依賴投資起家，作為后發經濟體無可厚非，尤其過去在一張白紙之上大闊步城市化，非如此不足以全速前進。那么，為什么這一模式過去走得通，今天難以為繼？關鍵就在于，隨著民間投資增速下降，經濟壓力增大，這時候國有投資甚至政府投資繼續加大力度，而這些投資并不以追求合理經濟回報為第一目的，這樣情況下，經濟結構繼續惡化。

 

　　如此來看，中國下一步如何走？早在2013年，中國國內已出現迷茫，關于不要走日本老路、避免失去二十年的呼聲已起，我當時就指出，中國和日本情況不同，對比日本的富而衰老以及富而通縮，中國很可能面臨未富先老、未富之前遭遇通縮危機。

 

　　困境之下，中國經濟很可能面臨兩種危機情景：一種是韓國式情況，如果中國不主動調整，在外部沖擊以及匯率波動下，類似韓國98年情況重演，在一次劇烈的金融危機之后進行痛苦的出清；一種是日本式情況，如果條件允許，這種可能性更大，即通過二三十年的緩慢增長，增加政府杠桿以降低企業杠桿。這種情況下，國民感受或許比較溫和，但是恢復增長的療效會比較緩慢。

 

　　長痛還是短痛？無論哪一種道路，低垂之果已經被采摘殆盡，容易的道路也幾乎走完。作者近期出版《有時》、《印鈔者》。微信公號econhomo，郵箱xujin19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