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嚴九元

　　01

　　眼下，中國正圍繞著“死亡稅率”展開一場輿論激戰。

　　“死亡稅率”首先由知名財政學者李煒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征稅過重，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稅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對“中國稅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制造企業遷往美國的憂慮與國內企業忍受“死亡稅率”的無奈相疊加，在2016年的年末，減稅的呼聲達到頂點。

　　而“死亡稅率”也遭到了來自官媒和相關部門的聯手反駁。環球時報21日刊發評論《中國宏觀稅負不算高，死亡稅率太夸張》，顯然針鋒相對，而中國稅務總局21、22日接連轉載多篇文章，為稅負辯護，指出“‘死亡稅率’說法不靠譜，更多屬于情緒表達”、“‘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死亡稅率”到底存在不存在？稅負重不重，由誰說了算？在這場激戰中，一方征稅者，另一方是被征稅者；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一方是相關部門，另一方是商界和學界。

　　類似爭論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但這一次卻有些特殊。

　　02

　　年末，企業家紛紛吐槽稅負。

　　最近，有兩位全國舉足輕重的企業家不約而同地炮轟中國的高稅負。

　　一位是福建的曹德旺。

　　另一位是浙江的宗慶后。

　　12月13日，在出席某活動時，這位娃哈哈的掌舵人發表演講，批評高稅收：

　　實體經濟稅費比較高，各方面成本比較低，利潤率很低也很辛苦，導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實體經濟。最近我們一天到晚說降低稅費改革，我們最近也匯總了一下，今年的費跟去年的費(相比)沒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費還增加了，特別是環保經費增加太多。

　　如果政府沒有錢，出臺政策就向企業收稅，如果企業被榨干死掉了，還能向誰收呢?

　　22日，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李煒光說：“有些人一直在強調中國企業的稅負并不高，這幾天，曹德旺、宗慶后等一批優秀企業家站出來質疑，他們終于發聲了。”

　　03

　　李煒光早先的調查發現，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企業家比例很高，達到87%，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李煒光分析認為：

　　那么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是多少呢？應該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為我國的宏觀稅負接近40%，按大口徑計算或超過40%，而我國稅收有90%是由企業交納的，個人交納部分不足10%。

　　又由于占總額51.43%的稅收是由民營企業交納的，換句話說，民企納稅一點不比國企少。說我國民企稅費負擔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譜。

　　40%，或30%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稅率”。

　　因為在中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都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足可以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于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

　　其實這也是中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之一，只是經濟學家們很少涉及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正處于敏感的時點，振興實體經濟成頭等大事，“死亡稅率”說法的流行，無疑會給有關方面造成某種壓力。

　　在批評和辯解，進攻和防守之間，一場關于“死亡稅率”的輿論爭奪戰悄然開打。縱觀各方言論，可以發現存在三大焦點：

　　（1）“死亡稅率”成不成立？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21日刊文反駁，他認為，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而無論從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國都在發達國家以下，“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李煒光對此回應稱，看企業稅負重不重，關鍵要看企業的稅負占利潤比例，這才是要害，否則就是在玩“數字游戲”：

　　我也希望我的結論是夸張的，但是我的調研是有樣本的，也是有數據的。任何人想反駁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體的數據來反駁。而且，即使拿數據，也要厘清征費與征稅占利潤的比例具體是多少，如果說征完稅或者費之后，企業沒多少留利了，甚至在虧損，有人還說稅負不高，我覺得沒什么說服力。

　　一些地方政府、機構或者個別學者，經常喜歡用營業收入做分母計算企業稅率有多少，這沒有多大意義。在這樣的基礎上計算稅率，顯示出來的稅率卻很低，好像企業沒什么負擔。可實際情況卻可能是，企業沒什么利潤甚至虧損了。算稅負重不重，不能玩數字游戲。

　　（2）“中國企業稅負過重”是不是存在？

　　21日，環球時報發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的評論文章，文章聲稱：

　　一國稅負的高低是個相對概念。如果拿中國的稅負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但若單就制造業和美國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高些，因為稅制不同，美國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企業繳稅為輔；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征收，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這種稅制的差異是歷史形成的，與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關聯。

　　在不同時期，企業感受到的稅負壓力有所不同。處在經濟上升階段時，企業承受稅負的能力就強。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面臨諸多困難，承受稅負的能力自然隨之下降。

　　在劉所長看來，一國企業稅負高不高，是相對而言的，并無絕對標準。不過，李煒光反駁稱：

　　有些人一直在強調中國企業的稅負并不高。信誰呢？我信企業家，畢竟他們在商場里摸爬滾打了幾十年，最有發言權。

　　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終的檢驗者還是企業。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稱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學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門說話，但是這個地方上的企業卻要過不下去了，你能說這個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嗎？我們還是要看企業家的感受。

　　有位女企業家談到稅負重，在調研會上號啕大哭，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時她在哭的時候，在座很多企業家也在掉淚，我們這些調研人員心理也很難受，結果將“調研會”開成了“訴苦會”。會上，很多企業家感嘆現在辦企業實在是太難了。

　　一方企圖用相對論消解“稅負過重”的詰問，一方用企業家的真實感受來呈現最直接的證據。

　　（3）“營改增”有沒有降低企業負擔？

　　22日，國稅總局轉發了中國新聞網的一篇文章，題為《財稅專家：企業經營壓力加大“死亡稅負”說法太片面》，文中稱，

　　“近幾年政府不斷減稅清費，中國企業需要繳納的稅收非但沒有增加，反而不斷降低。其中，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預計全年減稅總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

　　不過，營改增減少企業負擔的說法卻遭到了來自企業家的反對，宗慶后此前在演講中就直言不諱：

　　營改增說降低稅收，我看一點都沒有，說稅下滑了5000億，我看是收稅收不下來，把沒有收上來的稅收當作降稅的指標了。

　　無獨有偶，李煒光的調查也顯示一樣的結論：

　　我需要強調的是，企業還有一個負擔是營改增之后，流轉稅這塊。現在，很多數據證明營改增之后，企業的負擔輕了，我調研的結果卻不是這樣。

　　按照道理來說，生產企業的流轉稅應該轉嫁出去，但是，目前我們國家的生產企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流轉稅轉嫁不出去。

　　一旦轉嫁不出去，這都會成為企業實際上的稅收負擔。將這部分算在企業總稅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業的凈利潤，就會清楚看到企業的負擔到底有多重。有時候，企業虧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稅卻樣樣都得交，哪個也跑不了。

　　論戰中的三大分歧，顯示的是現實中的三大斷裂

　　“‘營改增’有沒有降低企業負擔？”的分歧背后顯示的是政策初衷與實際效果的斷裂。

　　“‘中國企業稅負過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顯示的是強勢的征稅方與弱勢的納稅方的斷裂。

　　“‘死亡稅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顯示的是學術研究與數字游戲之間的斷裂。

　　04

　　沒有什么比用腳投票更有說服力。

　　“死亡稅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實是老問題。“不要讓曹德旺們跑了”，前提是“創造一個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環境”。

　　當曹德旺近期現身，回應外界對他的議論時，他說：

　　我認為我是正確的，警告中國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慮如何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問題。不要整天拍馬屁、不著邊際的胡說八道。你這些問題不解決,那中國的這些企業都倒完了怎么辦？

　　評判投資環境，沒有什么比企業用腳投票更有說服力。

　　李煒光警告，“種下重稅主義的因，就等著收經濟下跌的果”：

　　1978年到2015年37年間中國稅收政策與經濟增長的數據表明，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續膨脹也具有擠出效應，說明我國政府長期實行的是與經濟增長不大相合的重稅主義政策。

　　我的學生跟我爭，說政府支出膨脹也有擠入效應，但是擠出效應和擠入效應哪個更大？我認為還是擠出效應。我國長期實行重稅主義的后果，就是經濟動力和活力的下降。

　　種下重稅主義的因，就等著收經濟下跌的果。中國傳統社會就是這么個規律，天下本就沒有什么新鮮事。一個剛剛增長了20多年的新經濟體，本不該這么快就進入衰退期的。

　　試想，如果把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降到國際平均水平線上，將會釋放出多大的企業活力和經濟供給能力呢？這不就是“供給側改革”的要旨所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