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最多是從一個甩手掌櫃，變成了一個文化教員。業界老說我神秘、偉大，其實我知道自己，名實不符。我不是為了抬高自己，而隱起來，而是因害怕而低調的。”

　　“大機會時代，不要機會主義。經濟寒冬之時，更要專注，兢兢業業。”

　　“10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10年。”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姚冬琴|北京報道

　　2016年4月16日，當晚臨近11點，72歲的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在上海虹橋機場，獨自拉著拉杆箱，排隊等候出租車，被網友拍下。任正非這張照片為他收獲了無數的點贊。

　　輿論對於任正非從來不吝溢美之詞。似乎是從2001年3月那篇《華為的冬天》開始，每當他的文章以及內部講話傳出，便被各路人馬當成“語錄”進行解讀，甚至膜拜。

　　剛剛過去的2016年，任正非坦言身在“無人區”，“找不到方向”，他是真的“迷茫”了嗎?

　　“不在非戰略機會點上消耗戰略競爭力量”

　　人們不會把各種溢美之詞虛妄地加在一位沒有實幹精神的企業家身上。華為的業績是任正非獲得贊譽的基石。

　　從2011年到2015年，華為銷售收入從2039億元提高到395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18%;營業利潤從188億元提高到458億元，年複合增長率25%。

　　作為華為三大業務板塊之一，2015年，華為消費者業務實現銷售收入1291億元，同比增長72.9%，全年智能手機發貨量達到1.08億台，成為全球前三的智能手機品牌。

　　2016年12月30日，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在新年獻詞當中表示，2016年該公司全年收入預計將達到5200億元，同比增長率高達32%。

　　即便如此，任正非依然保持一貫的危機感。2016年5月30日，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任正非在彙報發言中稱，華為“正在本行業逐步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前進在迷航中”。

　　“華為現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數學、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學的創新層面，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隨著逐步逼近香農定理、摩爾定律的極限，面對大流量、低延時的理論還未創造出來，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重大創新是無人區的生存法則，沒有理論突破，沒有技術突破，沒有大量的技術累積，是不可能產生爆發性創新的。”“華為跟著人跑的‘機會主義’高速度，會逐步慢下來，創立引導理論的責任已經到來。”

　　維持強大的創新力需要投入巨大的研發費用。近日，國外媒體公布了一份2016年全球科技公司研發投入費用的排行榜。值得注意的是，前10名中僅有一家中國企業，即華為，它以研發費用83.58億歐元(約合608億人民幣)的金額排在第八位。華為2015年度報告數據顯示，近10年研發投入累計超過2400億元人民幣。

　　“不在非戰略機會點上消耗戰略競爭力量。”華為2015年度報告中的這句表述令人印象深刻。

　　2016年9月底，奧迪、寶馬和戴姆勒聯合5家電信通信公司——愛立信、華為、英特爾、諾基亞、高通成立了5G汽車通信技術聯盟，意在為下一代智能互聯汽車研發，並推進車內5G通信技術的應用。此聯盟的成立，讓外界揣測華為是不是要開始造車?

　　然而，華為很快否認了這一說法，稱：華為的核心能力是構建連接，我們很多年前就提供車聯網解決方案。作為5G汽車通信技術聯盟成員，主要在5G技術方面貢獻力量。制造汽車不是華為的主航道，華為不會偏離主航道業務。

　　前方高能預警：任正非再談“危機”

　　在很多推崇他的人眼中，任正非不僅是出色的商業思想家，還是優秀的“預言者”。在過去近15年時間裏，無論是在華為的業務上升期，還是在平緩發展期，他曾經三次提出了寒冬論和過冬警示，扭轉了華為的命運。

　　在2016年的這個冬天，任正非又多次向內部提示“危機”，要“減人、增效”。

　　在一次內部講話中，任正非強調，員工的科學管理要導向“多產糧食”，要逐漸淘汰不合格的落後人員。“我們投入那么多人工，不能多產糧食的主管就該下台。”

　　他對他的下屬們說，“華為公司不能像部分西方公司一樣，在溫柔鄉中葬送了我們28年的奮鬥。我們要看到這個世界的複雜性，要看到我們未來的艱難性，從這個出發我們要構建未來勝利的基礎。”

　　傳播最為廣泛的，是任正非在2016年10月26日的那一次內部講話。他說，“金融危機可能即將到來”。“一定要降低超長期庫存和超長期欠款。以前我們的貨款記錄不清晰，客戶來還欠款時，我們還莫名其妙，連合同和欠條都找不到了，如果客戶不還錢，多少預備金都付諸東流。”

　　分析人士指出，任正非之所以提醒危機，是因為受到國內外兩重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國內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連華為這樣的大公司也感到了陣陣寒意。全球政治經濟環境黑天鵝群飛，對於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的華為來說，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這種預警意識在華為輪值CEO徐直軍的新年獻詞中也有直接體現，“面對錯綜複雜的商業環境，我們要用法律遵從的確定性，來應對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以跨越宏觀環境的不連續性風險;要有應對金融危機的預案，從組織建設和幹部配備上提升對風險內控、合規運營的監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