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欧国家之后，法国也开始试验全民收入计划了。法国吉伦特省(Gironde)公布了试行方案，给试验中的每人发放1000欧元，其中200欧元是地方币，以鼓励消费当地产品。这个方案是省政府和吉恩·饶勒基金会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制定的，旨在评估当全民基本收入被发放时人们表现出的社会行为。

　　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表示，吉伦特省的实验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和阿蒙的提议没什么关系，后者正在目前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宣扬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著名学者皮凯蒂是法国最早介绍全面全民收入的人之一，在他眼中，全民收入是一种必须得到资助的再分配方式，而不可能变成一种覆盖所有纳税人的收入网。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在美国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大概在五年前，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缩写还为很多人陌生，今天已经被广泛认为是改善人们生活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规律地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钱，不管做了什么，也不管怎么花。这不是一个新的主意，但它的内涵在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更新。广泛的失业使大量的人不知道能否还能找到工作，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需要工作。

　　目前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大多在欧洲进行，但在Dissent发文的阿里·萨巴蒂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认为，美国是历史上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Alaska Permanent Fund)的大本营。1982年起，这一基金每年从石油收入中拿出几百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发放给每个阿拉斯加居民。但美国最著名的全民基本收入资助者是一些像彼得·蒂尔(Peter Thiel)、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这样的“技术资本家”(technocapitalists)。除了阿拉斯加这样的例外，美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一般都是由私有部门而非政府实施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马丁·路德·金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新一代的拥护者是更折衷主义的，其政治光谱从左延伸到右，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由此全民基本收入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一个版本是一种贵族责任感——救济那些被智能机器人和更高效生产机器替代掉的可怜人。另一个版本是平等主义的普世主义，挑战私有的财富积累。还有版本把全民基本收入看作鼓励创业的火花。还有人只是简单地要延缓危险的大众叛乱。

　　因此全民基本收入在新的政治语境下，成为一种后-意识形态的解决办法，体现了左、右的折衷。但巴蒂斯托尼认为，这种跨意识形态恰恰是一个bug，而不是特色。因为基本收入是有政治野心的，对左或右都可能变成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左派批评者担心它会变成溶解掉福利国家剩余物的工具，支持者则认为它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路”。人们得到的基本收入版本取决于塑造它的政治力量，而不是那些有清晰意识形态倾向的政策。巴蒂斯托尼因此提醒左派，在美国这个右派控制一切的国家要谨慎前行。

　　但他仍然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个好东西，资本主义无法使全球70亿人过上体面生活，这已经是它显著的缺陷。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不是问题的唯一答案，但也许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亦有试验，如印度。

　　在印度富人比穷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金，印度财政部在1月发布的年度经济调查中指出，这个问题对于该国的反贫困和社会计划“几乎是内在的”。 大部分资金都通过印度官僚机构进行流通，最终导致“向非贫穷和腐败的地方参与者泄漏”。但是，该部门表示，有方法可以确保经费实际上能够达到穷人。

　　简单地向每个人发放现金的决定并不新鲜。 2013年，印度政府也玩弄了一种被称为“直接现金转移”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但由于难以确定谁应该得到这种付款，所以从未实施。 但除此之外，全民收入的概念是一个相当简单和有吸引力的概念：以现金支付全面取代现有的社会方案。 而且这笔付款不一定要大。 财政部的经济调查估计，发放给每人每月4美元就可以将印度的贫困程度从现在的22%降低到7%。 成本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即4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政府在食品、燃料和化肥补贴方面的总量。

　　与其他社会方案相比，普遍基本收入也将更为简单，只要有印度公民身份就能获得这种收入。 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所有的扭曲，例如基于收入和其他因素来筛选对象。 虽然几千卢比对富人的影响很小，但能给一个贫困家庭带来大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