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國很多人都把新加坡視為理想的學習對象。清潔的城市、暢通的交通、高素質的市民，以及獨特的政治等，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國，看起來，比歐美離中國人更近。不過，實際事實恐怕更加復雜一些。

　　隨著網約車新政逐步開始實施，由于對牌照和戶籍的限制，重現打車難幾乎已是定局。那么，從同為華人社會的新加坡，是怎么做的？不妨做管中窺豹之論。2014年11月，新加坡政府對新事物網約車開始實施監管。在證件方面，所有提供網約車服務的司機必須持有出租車駕照，且注冊為出租車，并獲得陸交局的資格證書，有效期3年。在提供服務時，司機須提前向乘客詳細說明起步費、里程、時間和預約費，以及高峰時段的附加費等，且預約費不能高于出租車。與此同時，為防止拒載等情況，乘客無須提前告知目的地。一年之后，又新增了不得在道路、停車場或公共站點拉客攬客；合乘的發生必須是司機的順路行為等規定。

　　眾所周知，新加坡堪稱一個崇尚嚴刑峻法的國家，新加坡政府初遇網約車時，是嚴厲的。不過，隨著網約車優勢的展現，新加坡政府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由嚴轉寬，展現出一個政策隨著實踐反思調整的過程。

　　促使這種轉變的，源于對數據的尊重。新加坡管理當局發現，當地私家車加入網約車隊伍的數量在過去兩年間不斷攀升，截至今年3月底，新加坡國內道路上的私人出租車共有32500多輛，這一數字在一年前還僅有19600多輛。而且，在過去兩年間，新加坡私家車數量正在逐年下降，但加入網約車隊伍的私家車數量卻在不斷上升。面對網約車帶來的積極局面，新加坡政府的管理便開始向寬松發展。

　　根據新的規定，在新加坡開網約車，甚至無需新加坡國籍，只要持有永久居留證或工作簽證，擁有一定級別以上駕照，兩年駕駛經驗，被汽車租賃公司雇傭即可。此外，還有一些附帶的健康和背景檢查、培訓等。在年齡方面，新加坡專業出租車司機規定必須年滿30歲，而對私人網約車司機沒有年齡限定，50歲以上定期體檢即可。新加坡的限制集中于人這個因素，目的在于保障司機的素質與職業能力，而把剩下的事情交給網約車平臺去完成。比如，新加坡各大網約車平臺有更嚴格的年齡標準，Uber規定申請者必須年滿25歲，而另一家平臺Grab年齡底限為21歲。

　　經過調整之后的新加坡網約車政策比中國更加寬松，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因地制宜，隨情況而變的管理方態度，對新事物優勢的客觀態度。目前，新加坡允許出租車運營網約車的訂單，并實施動態調價，網約車平臺Grab正在新加坡推行出租車與網約車的融合，這正是新技術導致的新舊業態的融合。然而遺憾的是，中國某些地方政府的網約車地方政策卻在阻礙這一融合，甚至很多地方相關官員公開宣示通過新規設置了一道墻去保護出租車的利益。

　　缺乏隨情況變化的機制，照搬不合時宜的原有的出租車行業的規定，根本上還是相關管理部門沒有認真的去研究民眾關切的問題，然后去找出最好的解決辦法。比如網約車和擁堵的關系，在缺乏長期數據研究的情況下，歸咎于網約車。同樣實行數量控制，不妨看看新加坡是怎么做的。

　　新加坡對網約車的數量沒有限制，但這并不意味著交通擁堵。恰好相反，新加坡有全球最高效的交通管理系統，是全球第一個采用電子道路收費系統ERP的國家。電子收費閘門遍布新加坡各大高速公路和主干道上，根據不同車型、不同日期、不同時段及道路擁擠狀況的變化而調整收費，車型越大，道路越擁堵，收費越高，旨在促使人們選擇替代方案出行，減少高峰期的車流，進而緩解擁堵。數據顯示，ERP使新加坡市中心車流量減少了大約13％，高峰時段平均車速提高了20％。在汽車保有量逐年增加的情況下，新加坡市中心的交通連續多年保持較為通暢的情況。

　　新加坡雖然沒有限制網約車的數量，但卻使用市場與科技手段，調節、抑制全社會車輛的行駛量。在這種調節中，網約車、出租車、私家車、政府公務車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這種方式的根本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

　　目前，中國網約車新政掀起的民意，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初步顯現，反觀新加坡的網約車政策，在落地中不斷研究、反思，最終放開許多與消費者利益無關的限制，修正了不合理的政策，既保障了乘客安全，又沒有限制新事物的發展。從根本上，這一更優的治理狀態，離開了基礎的法治，難以實現。

　　新加坡一直是某些中國人的理想之國，良好的城市秩序、守規矩的市民……不過，這些優點，某種程度上，只是器物層面的優點。這些優點，最終源于深層次的制度層面的優點。嚴格來說，本質上新加坡并不算一個民主國家，2015年李光耀的去世也引起了政治上的一些松動。但無論如何，新加坡卻有很大程度上的法治，或者更嚴格、更精確的說，其法治的程度足以保障新加坡器物層面的令人羨慕的優點。這也是新加坡成為中國很多人理想中的榜樣的原因。不過，現實卻更加令人尷尬，所謂一滴水見太陽，僅僅是保障器物層面的法治，在中國都難以實現。

　　面對一個在全球興起的新現象，積極的管理當然是沒錯的，但好的政策，需要檢驗效果，反思利弊，聽取市場民眾意見，更需要有數據支持和科學論證。從更大的角度，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城市管理必須從法律的視角，去分析現象背后的權利、義務關系，不管是教育、交通都是如此。離開了這一點，即便是新加坡器物層面的優點，中國的城市，也是難以企及的。

　　（作者劉遠舉，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