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微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国家获得大量基础设施和技术援助，但在减贫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收效甚微。非洲学者甚至将其称为“援助的死亡”。新千年以来，中非发展合作不断加强，官方与民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异常活跃。在深化合作过程中，所有参与方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非洲不缺增长机遇，缺的是政策引导能力;非洲也不缺先进理念，缺的是知识转化能力。

　　当前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导致国家难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发展。基于此，要将非洲工业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将非洲减贫纳入全球治理议程，就必须在中非合作中加强治国理政互鉴，推动非洲治理现代化。

　　第一，在指导原则上，应明确分享中国经验是中国对非洲甚至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第三波西方民主浪潮的推动下，急速推动体制转变，但国家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设置及有效的政治权威，尚无法协调多元社会不断增加的利益分歧并消化因改革而迅速激化的政治矛盾。而同样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一个具有强烈经济发展意愿的政府，这一政府拥有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因此，分享中国在外资政策制定、反腐败等方面的经验并不是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也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对全球治理议程和格局的负责任之举。

　　第二，在实施途径上，应从经验交流向推动政策执行转变。当前大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普通公务员都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或培训，进而接受了一些现代化管理理念。比如“一站式”服务等早已被写入非洲政策文件，只是很少得到执行。有援助国因此猜测，这或许仅是非洲国家向援助方示好的一种方式而已。基于此，中国应在帮助非洲国家起草行业发展规划的同时，协助他们制定落实方案，以自身经验向非洲国家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推动它们行使富有效能的行政权力，减少“懒政”和不作为。

　　第三，在保障措施上，应引入评估和问责机制。尽管治理能力低下是造成非洲减贫乏力的根本原因，但一些国际援助方出于机构自身利益，名义上在推动治理改善，实际上却对援助效果不予置评。他们担心一旦进行评估和问责，就得叫停不合规用款，这必然遭到出资方和纳税人的质疑，使自身面临融资风险。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滋生了腐败和依赖，也加深了南方国家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担忧。有鉴于此，要想在中非之间打造“共商、共享、共建”的新型合作关系，首先就需建立一个问责和纠错机制，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评估，从而避免权力寻租和违规操作。

        (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