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教授早期治文學，後有哲學訓練的機緣，終投入歷史研究的經歷，使得他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給口才，他的廣聞博見、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執著和針對重要歷史議題的問題意識，給人們提供了一份了解重要又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如蔣介石的難得文本。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81歲的歷史學家楊天石窮33年研究蔣氏之力寫就的蔣介石日記解讀四卷本之收官之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四)》上月由三聯書店(香港)出版。從上世紀80年代初，楊天石開始介入蔣介石相關研究之時，內地從事蔣的研究仍是一門「險學」，到後來逐漸變為「顯學」——關於蔣的各類書籍出版達上百種之多，再到近年熱潮相對降溫，「勢頭有所減弱」，如果對照延安時期陳伯達所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塑造的形象，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將蔣從「鬼」還原為「人」的過程，再看海峽對岸，蔣氏從「神壇」急速墜落的趨勢，歷史的耐人尋味和唏噓盡在其中。

楊天石。

　　窮大半生之功 以百萬巨幅破解蔣氏日記

　　楊天石是內地研究蔣介石和民國史的大家。1973年，37歲的楊天石應社科院近代史所之邀，參加編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從此投身於民國史的研究。1977-1981年，他應邀參加寫作《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國民國史共三編36卷，其中第一編寫中華民國的創立，主角是孫中山，到了1981年、1982年，該書上下卷先後出版;1983年，我被分派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5卷，即北伐戰爭和北洋軍閥的覆滅，這樣研究主角自然轉為蔣介石。」他說。

　　1984年，楊天石第一次看到蔣介石的日記。「是他二三十年代的一部分日記。」楊天石解釋道，蔣介石日記有手稿本、仿抄本和類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蔣介石曾將自己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管。毛模仿《曾文正公日記類抄》的體例，將蔣的日記分類摘抄，一般稱之為「類抄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氏後人將這批資料藏在寧波家中夾牆裏。文革中，紅衛兵抄家時砸破牆壁，發現這批資料，逐級上報，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撥交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

　　以這批數據為基礎，楊天石撰寫了一批論文。1988年，楊天石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受到內地意識形態最高主管胡喬木的充分肯定，不但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更表示此文「真正地解開了中山艦事件之謎」。2002年，這批研究成果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2006年3月，蔣氏後人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開放，楊天石成為「學者中進入檔案館內閱讀日記拔得頭籌者」。「這批日記絕大部分由蔣介石親筆書寫，可以稱為手稿本或原稿本，共53年、63冊。在中國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這麼長時段的日記存世，內容如此豐富，大概絕無僅有。」楊天石懷著「興奮又忐忑」的心情進入檔案館，之前他的研究是建立在類抄本基礎上，類抄本質量如何，他心中無底。直到看到手稿本，才放下心來。毛的摘抄，雖然不無少量的文字潤色，但並不改變蔣的原意，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的，後來楊天石也在與手稿本進行核對後，對之前的論文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

　　胡佛檔案館共分4批陸續開放蔣介石日記，楊天石則4次應邀前去閱覽，「用時十個半月，讀完蔣介石自1918年至1972年長達53年的全部日記，抄回高過尺餘的資料。」他認為這些日記「在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之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原因是這些日記「蔣生前並不準備發表，可靠性較大，有它不記的東西，但是不會去有意造假」。

　　不可盡信 避開「諱莫如深」陷阱

　　說可靠性較大，楊天石認為，比如在日記中，蔣除了吳稚暉、陳布雷外，幾乎無人不罵，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都在日記中被他罵，而且罵得非常狠。「如果考慮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另外，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

　　「研究近現代中國史，不看蔣的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甚至是很大的損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蔣介石的內心活動，了解其為人，了解中國歷史;但是，看了，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受騙。」楊天石笑著說，比如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並不等於說蔣在日記中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諱莫如深」的內容可能就缺席了。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又如，1931年的軟禁胡漢民事件，蔣只記對自己有利的情況，而不利的情況就不記。再如，抗戰期間，蔣介石派宋美齡去香港指導對日談判，他就絕對不記。楊天石認為，對蔣介石來說，寫日記更多的是一種備忘、個人治心修身，甚至是情緒發洩的工具。

　　自2008年推出首卷《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自敘「100多萬字的書寫得很用心、很吃力，不給別人任何抓辮子的可能」。除了十多次美國之行，「台北每年去一次，研讀蔣介石帶到台灣的大量檔案，另外還廣泛參考美國、日本、英國、俄羅斯等地的檔案和文獻。」作為壓軸之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四)》主要研究的是「吳國禎案、孫立人兵變冤案及雷震《自由中國》案」。楊天石認為，對於蔣這樣一個中國近代史上十分複雜的人物的功過是非，要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而「歷史學不是度量衡」，要真正還原在政治鬥爭中「迷失」的蔣氏本相，唯有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才能達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