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魯迅全集》《魯迅年譜》，還是《魯迅大辭典》中，你都找不到關於這本書(《國民性十論》)的記載，它不在我們已知的知識體系內，所以說它的中文版的出版，至少有助於解讀與周氏兄弟相關，卻因年代久遠和异域(中國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懸而未決的若干問題，客觀上擴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思想的知識邊界，沒有想到周氏兄弟的閱讀範圍會這麼廣!」5月31日晚，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科教授、《國民性十論》譯者李冬木通過視頻連線，對香港讀者如此感慨。香港商報記者金敏華
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是日俄戰爭后不久出版的討論「國民性」問題的專著，時為1907年。100年后的2007年，旅日學者李冬木教授、房雪霏博士開始啟動該書中文版的翻譯工作。歷經10餘年，它的中文譯注版日前終於在香港問世。
緣何翻譯百年前「古老」著作
5月31日晚，在三聯書店中環門市舉行的《國民性十論》新書發布暨座談會上，身在日本的兩位譯者通過視頻連線與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講師張政遠、香港公開大學日本研究課程統籌及講師潘文慧及現場的數十位讀者一起進行了分享。
「翻譯此書的直接動機，緣於在檢證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時所閱文獻過程中的一個偶然發現：芳賀矢一著《國民性十論》不僅是魯迅的目睹書，更是周作人的目睹書。」譯者之一、魯迅研究專家教授李冬木認為，魯迅思想的轉變與他在留日時期大量的閱讀緊密相關。他舉例說，美國傳教士Arthur H. Smith(中文名明恩溥)1894年出版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兩年后的1896年即由日本學者澀江保譯成日文，由東京博文館出版，取書名為《支那人氣質》。魯迅在日本留學時，讀過日文版的《支那人氣質》，非常推崇。
「而最早將『國民性』一詞用於書名的正是這本《國民性十論》」，李冬木肯定地說，「作為周氏兄弟共同的讀物，它對周氏兄弟均產生過深遠影響，從這一角度而言，本書對中國『五四』以后的思想和文學有着殊為重要的意義。」
文明批評的武器當下仍具意義?
據李冬木教授介紹，作為近代日本「國文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芳賀矢一(Haga Yaichi，1867-1927)的代表作之一《國民性十論》，「是日本近代以來漫長豐富的國民性討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書」，一經問世，便不斷重版，至今仍具影響力。他認為，「國民性」問題在日本一直是一個與近代民族國家相生相伴的問題。「作為一個概念，Na-tionality從明治時代一開始就被接受，只不過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叫法。」
李冬木說，「國民性」一詞是在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10年當中開始被使用并且「定型」的。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部分內容來自他應邀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所做的連續講演，與當時不是寫給普通日本人看的類似著作的最大不同，不僅在於它是從「國民教育」的立場出發，面向普通日本人來講述本國「國民性」之「來龍去脈」的一個文本，更在於它還是不見比於同類的、從文化史的觀點出發、以豐富的文獻為根據而展開的綜合國民性論。
作為經歷「日清」「日俄」兩戰兩勝之后，日本人開始重新「自我認知」和「自我教育」的一本「國民教材」，具有明顯地從積極、肯定的方面對日本國民性加以「塑造性」敘述的傾向，就內容涉及面之廣和文獻引用數量之多而言，堪稱前所未有的國民性論和一次關於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嘗試。
《國民性十論》分十章，從不同側面對「日本人」的性格進行描述和闡釋：(一)忠君愛國;(二)崇祖先，尊家名;(三)講現實，重實際;(四)愛草木，喜自然;(五)樂天灑脫;(六)淡泊瀟灑;(七)纖麗纖巧;(八)清净潔白;(九)禮節禮法;(十)溫和寬恕。「現在應該關注的，不是芳賀的論點哪個正確哪個不正確這種水準的問題，而是『國民性』這種批判視角。
周氏兄弟以他們的『拿來主義』把國民性視角作為自己的武器之一來把握……」日本佛教大學名譽教授吉田富夫認為，這正是周樹人成為「魯迅」的源頭之一。在他看來，國民性作為文明批判的視角，不僅在亞洲，即使在世界範圍也仍然沒有喪失意義。「我們現在不正處在重新思考『國民性』是什麼的時期嗎?」
「他者」與「我者」
事實上，自魯迅留學日本的時代起，「國民性」作為一個詞汇開始進入漢語語境，從而也令這一思想觀念在留日學生當中傳播開來。李冬木的研究表明，《國民性十論》是周作人關於日本文學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國民性的重要入門書之一，他對日本文學研究、論述和翻譯多有該書留下的指南痕跡。但是從文字上，確實找不到魯迅對該書的記錄。「不提不記不等於沒讀沒受影響。事實上，在『魯迅目睹書』中，他少提甚至不提卻又受到很深影響的例子的確不在少數。」李冬木認為，魯迅對《國民性十論》的參考，主要體現在由芳賀矢一對日本國民性的闡釋而關注中國國民性，尤其對中國歷史上「吃人」事實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記》「吃人」主題意象的生成。
「倘若不以一國文學史觀來看待《狂人日記》，而是將其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看待，那麼也就很容易知道，截至魯迅發表小說《狂人日記》為止，中國近代并無關於『吃人』的研究史，吳虞在讀了《狂人日記》后才開始做他那著名的「吃人」考證，也只列出8例。調查結果表明，『食人』這一話題和研究是在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展開的。《國民性十論》的重點并不在於此，卻因其第十章內容而與明治思想史當中的『食人』言說構成關聯，其之於魯迅的意義，是促成魯迅在『异域』的維度上重新審視母國，并且獲得一種對既往閱讀、記憶以及身邊正在發生的現實故事的『啟動』，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悟』。」這正是研究《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關系的意義所在，「不僅有助於解讀周氏兄弟的知識結構及《狂人日記》的生成機制，亦有助於將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從狹隘的『一國史觀』拓展到整個近代跨國界的處在不斷流動、轉換、生成狀態的廣闊的『知層』。」
「這本討論國民性問題的專著，最后能保持歷史文獻的原樣，沒有刪改任何內容，以一種完整的中文文本的形態呈現在讀者面前，我非常激動、也是之前沒有想到的。」李冬木直言不諱道。他指的是同日本明治時代的其他出版物一樣，「中國」在書中被稱作「支那」。在中譯本「譯注」中，李冬木詳細解釋了這一問題的處理緣由：本譯本不改「支那」這一稱呼，以保留其作為一份歷史文獻的原貌——而道理也再簡單不過，不會因為現在改成「中國」二字而使「支那」這一稱呼在歷史中消失。
事實上，「支那」(不是「中國」)在本書中是作者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由此可感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日本知識界對所謂「支那」懷有怎樣的心象。李冬木認為，在日本明治話語，尤其是涉及到「國民性」的話語中，「支那」是一個很复雜的問題，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像在后來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后所看到的那樣，僅僅是一個貶斥和「懲膺」的對象。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那』一直是日本『審時度勢』的重要參照。」他解釋說，「支那」作為「他者」，并不完全獨立於「日本」之外，而往往是包含在「日本」之內，「因此拿西洋各國來比照『支那』也就往往意味着比照自身，對『支那』的反省和批判也正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來的所謂『脫亞』也正是要將『支那』作為『他者』從自身當中剔除的文化上的結論。」而在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當中，「『支那』所扮演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無法從自身完全剔除的『他者』的角色，『支那』在全書中大抵處在與『印度』和『西洋』相同的參照位置上，總體還是在闡述從前日本在引進『支那』和『印度』文化后，如何使這兩種文化適合自己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