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已经预见，每个人都有从行人升为演员的机会。八十年过后，作为“网络短视频元年”的2016年——这一年同时也是“VR元年”、“直播元年”——将众人统摄于自我展演和复刻世界的狂欢。快手、秒拍、美拍、小咖秀、抖音、梨视频、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这些不断涌现的娱乐圣地几乎捕获了一切公众话语，各类八卦都心甘情愿地成其附庸。其中最为人瞩目的短视频应用是抖音（国际版名为TikTok）——一款可供录制、编辑和发布15秒影像的手机社交程序，海内外下载量、安装量、活跃度的数度登顶并持续攀升。抖音规定的15秒时长，既不同于1分钟内相对完整的情节表达（如快手），也不同于4分钟左右具有专业编排技巧和媒体属性的摄制（如梨视频），而是像其“记录美好生活”的标语一样，强调普通用户的自我表达。这片“乐土”不断膨大，话题持续着从引爆全网到飞速消失的无限循环。
数字时代使得摄制技艺的特权性迅速消解，而抖音这类借助网络媒介和社交平台的移动应用，更是加速改变了用户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能力和程度，赋予了他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浸淫在电子媒介环境中的“数码原住民”，扭转了从创作到接受的单向度关系，在创作和消费的链条上灵活地滑动着。这同时也缩小了不同影像种类间的区隔，形成一场泛影像、泛娱乐叙事的狂欢。数字媒介的上述特质是用户得以在创造中进行自我赋权的前提。
粗略地观察一下抖音短视频中流行的文化景观，不仅有自下而上达到官方宣传目的的传播模式，如歌曲《生僻字》翻红对汉字之美的推广，《西安人的歌》搭载了城市地理的文化图景，热搜榜特设“正能量”榜单；也有大量讽刺世俗、自我调侃甚至毫无意义的搞笑内容，如“我真的不差钱”、“化妆前化妆后”、“嘴巴嘟嘟”等热门话题；还有多种展现才能和技巧的短视频单元，如舞蹈（甩手再见舞、魔性yoyo舞、手势舞等）、美妆和烹饪等等。
这些内容，尤其是大量缺乏实际意义或价值的无厘头短视频的流行，是用户借助数字媒介完成的自我赋权，标识着在这一场域中传统话语模式失效和全新话语模式的建构，既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也是传媒权力话语里“去中心化”的反叛。值得一提的是，抖音平台上相当数量的短视频是在公共空间进行表演和拍摄的，这是业余对专业、草根对权威、边缘对中心的挑战；进一步而言，它再次昭示着公领域和私领域边界的裂变与融合，后者的范围显然已经扩散到人们愿意把玩移动设备的任何地方——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私领域对公领域的僭越。
在自我赋权的另一面，却是内容的高度同质化。抖音社群并非那种同好间彼此指认的趣缘团体，它们缺乏部落应有的深度与共鸣，其号召性大都仅限于对热门话题及其示范视频的模仿。这种模仿风潮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抖音自我区别于同期短视频应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对音乐匹配的严格要求。抖音的图标——一个以色彩对冲象征颤动的音符——标识着音乐与这款应用的紧密关系：有时以背景音的形式强化短视频的表达效果，更多时候则直接当作短视频的内容主体。
这种需要匹配音乐进行的表演让人们想起早期的小咖秀，一款以“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为标语的对嘴型表演视频应用，而它又被戏称为Dubsmash（一款德国视频应用）的“中国学徒”。这些应用的“精髓”以及相似之处就在于模仿——对示范视频的模仿、对特定风尚的模仿，更深层的则是对模仿潮流的模仿。如果说少数发起人、示范者尚具有明确的自我赋权意识，那么用户大量的搬演只能在模仿中变得普泛而陈旧，反过来成为他们意欲反对和抛弃的东西。亚文化尝试夺取局部胜利的策略常常会由于内部逻辑的自我吸纳而开始大量复制和循环自证，正如抖音用户产生的海量同质化内容，他们大都追求模仿而非戏仿，模仿中的他们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非主动的生产者，熟练地用主导-霸权符码的解码器消解了此前建立全新编码模式的探索。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抖音用户间的联结如此松散——当用户对这类文化产品的认同主要出于模仿的快感时，表达的热情便呈现出复制的、消费或自我消费的而非生产的取向，因而他们对话题或热点的追捧只能带来集群效应而非集结力量。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压力与痛苦，常常退避到虚拟空间中寻求缓解，事实上，观看抖音并不会感觉超脱于社会现实之外，而放下手机也不等同于回到现实之中。在泛影像化娱乐的当代，“真实”在社会生产影像能力越来越强的状态下不断坍缩，进入到仿真的超现实之中。在大众传媒的选择和加工下，人们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了种种精心打造的、具有真实感而不过于理想的观看对象：当红明星的日常生活，邻家女孩似的网络红人，容易习得的妆容打扮、恋爱经验、游戏或烹饪技巧，令人发笑或感动的日常小事等等。平凡、简单又幸福的流行景观把现实装扮成人人皆可获得和享用的模样，不过在这场视觉盛宴幕后，是批量生产的符号化商品经由媒介传播所造成的集体消费无意识。
人们的“爽”感建立在对符号的崇拜、占有和操控上。然而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经过选择性符号化包装的短视频——无论明星还是素人、美妆还是恶搞——大都用其泛娱乐化的表层包裹住了消费的意识形态神话：人们以为进入了充满抚慰的温柔乡，却被紧缚在另一座囹圄之中。这之所以难以察觉，正如罗兰·巴尔特所分析的穿着消费那样，是因为商品都被“意向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笼罩着，即“激进欲望的是名而不是物，卖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它借助新的传媒平台再次使人们的消费欲望最大化，同时掩盖了消费能力的个体差异和等级差异。
抖音的一个个短视频就像一扇扇橱窗，双击点赞、滑动忽略。橱窗背面隐藏着基本的商业逻辑：获利。明星和主播在短视频平台和经纪公司、网络推手的共同运作下展现了强大的“带货能力”，让普通用户在高投入、低回报的反差下，通过广告、电商和打赏等途径成功地帮助短视频行业变现。就此而言，短视频早已将资本逻辑暴露得更为切近，大众早已被彻底嵌入充满商品与资本的日常生活以及其结构之中了。
2018年2月1日，吴亦凡出任抖音“首席运营官”，越来越多的粉丝进入抖音观看自己的偶像动态，并逐渐将范围扩大到各类网红主播或意见领袖。人们热烈地追逐自己的观看对象时，通常会陷入自恋式的自我满足，因为镜像中的被看对象往往带有观看者自我想象、自我投射的光辉。换言之，这是一种以他恋为表现形式的自恋，还暗示了一种永远难以抵达理想自我的压抑和自弃。当人们带着这样迷醉又自恋的眼光观看短视频时，对于成为屏幕影像中理想自我的欲望也会引起模仿的热情，一旦过度的反身投射模糊了现实和影像的界限，许多社会的、道德的顾虑与禁忌也会变得模糊，这也是各类短视频应用上线之后乱象丛生、屡次被整改的原因之一。
印刷时代，文字阅读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时至今日，即便是电影、电视剧、综艺和网络直播，也常常因为耗时过长而难以维持观众的观看兴趣。当时间的绵延性和流动性被不断切割，短视频深谙当代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即时性、可传播的热点可以迅速渗透进入人们的碎片化时间，作为日常的情感陪伴。但是众人在形容抖音时，最常使用的标签却是“魔性”——人们不知不觉已经在捧腹大笑、冷眼旁观、嗤之以鼻中度过了两三小时，原本放松的片刻反而因过多的投入挤压了正常的工作、休息和社交。在好奇的窥探，欲望的想象性满足中，人们的注意力被短视频反向延长，共同分享着忙碌生活中不应容许的无所事事和了无生趣，并且毫无例外地被纳入追求媒介经济最大价值的商业逻辑之中。
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德国媒介专家弗雷德里希·基特勒同样认为，媒介技术作为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和话语，可以改变文化生产的结构、位置和功能。尽管我们尚不能清晰地判断那些“魔性”的短视频将如何改变将来的社会生态，但就目前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它显影出了某种荒诞，乃至危险。
文| 张驰
本文刊载于2019年01月11日星期五《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