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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春天》的幻梦里,有香港最无奈的生活

2019-03-29
来源:凤凰网读书

  《过春天》的情绪是建立在空间之中的,从水箱中的鲨鱼到奔走深港两地的水客,电影无处不是空间的隐喻。当年轻的阿豪站在山顶上大喊:“I’m the king of Hong Kong!”他现实里只是大排档里的打工仔。当佩佩渴望着香港能下一场雪,她透过玻璃看到的是可望不可即的距离。影片最感人的一出戏毫无疑问是佩佩和阿豪的互绑手机,它甚至可以角逐华语影史最性感的青春桥段,在逼仄的空间和暗红灯光的渲染下,佩佩和阿豪这两只囚禁的鸟,做着他们最后一次高飞的梦,那一句干完这票就建厂的玩笑,如同佩佩盼望去看雪的乌托邦式梦想,梦醒之后是破碎一场。

01

  无处不在的玻璃

  从屹立在东方岸边的那一天起,香港作为丰饶资本神话的一部分,就注定是欲望之都和造梦之都。但这座梦幻的天堂,同时也弥散着罪恶与虚无。《旺角卡门》与《无间道》为我们展现了香港黑道社会的枪火淋漓,《阿飞正传》和《重庆森林》则指出了繁华城市内部的漂泊无依。更有《玻璃之城》《春光乍泄》等作,呈现港人面对回归时的复杂情绪。而在近些年,随着阶层壁垒的上升与陆港来往的深化,反映香港底层及陆港穿行者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如《一念无明》《踏血寻梅》乃至这一部《过春天》,影片无不在逼仄的空间里做文章,将人物的残酷处境置于香港的灯火璀璨,用激烈决绝的方式表达对现实壁垒的愤怒。

  《过春天》不似《踏血寻梅》刀刀入血,但它同样呈现了香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边是物欲横流、豪门府内纸醉金迷,一边则是上进无门,阴沟渠内仰望月光。阿豪等年轻人早早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只能早上做着大排档的生意晚上在违法的边缘来回。而佩佩的问题更为复杂,她出身在离异家庭,父亲是香港土著,二婚后有了自己的美满家庭,母亲则是深圳浪女,在麻将和男人间醉生梦死。

  佩佩的困境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彻骨的孤独与疏离,影片有一幕生动地诠释了佩佩与父辈的关系——他们隔着玻璃窗,窗内的人有说有笑,窗外的人孤独站立,当窗内的人看着窗外的人,他们除了无言还能做什么?《过春天》处处是玻璃的隐喻,直指香港这座玻璃之城的情感本质: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每个人却都很疏离。

《过春天》剧照

  与之相对,那些影片中的明亮瞬间,无不是在打破玻璃的空间内。俯瞰香港的寂寂山顶、奔流不息的蓝色大海,还有佩佩日夜憧憬的白色雪山,无不寄托着一种宽广的想象,它的背后是平等的梦幻与亲密关系,那些现实所不可得的,恰是梦里所追寻的,香港不下雪,它只是冷酷。

  02看不见的香港

  在《一念无明》中,阿东和父亲黄大海居住在只有两步大小的笼房(以铁丝网围住的床位寓所,指一个单位内有十二或以上租户,并共享厨房、厕所。这些住在笼子里人被称为“笼民”),阿东小时候常记得母亲说的一句话:“你要懂事,要往上流动,不读书怎能往上流动。”而在《踏血寻梅》中,春夏饰演的佳梅苦于无经济收入,绝望之下走上援交道路。

  这是一座极度分化的城市,香港高楼大厦的背后就是潮湿恶臭的窄道,通过佩佩的视角,《过春天》同样为我们展现了那个“看不见的香港”,电影中那些走私犯罪的勾当,就在压抑、黑暗的空间内上演,当佩佩第一次被阿豪领上狭窄破旧的楼道时,她就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但那股赚钱的冲动,还是催促她快步跟上。

  这里生活的大多是无依无靠的底层,既有走私倒卖的小喽啰,也有辛苦经营小店铺的摊贩,他们受制于学历、经济实力和家庭背景,年纪轻轻就被主流社会抛弃,阴暗压抑的空间,就是影片中典型的阶层符码。

  《过春天》也侧面呈现了上流人的生活。借助佩佩的闺蜜阿Jo的讲述,我们看到了她家富丽堂皇的居室,蔚蓝色的游泳池、养鲨鱼的水箱、非常宽敞的空间,还有用不完的衣服,和阿豪等人所在的空间截然不同。

  但有趣的是,这两类人分享的都是资本社会的逐利逻辑,都在道德越界的边缘摆动,当阿豪等人为了赚钱走私物品时,上流人则通过他们的财富和关系为儿女铺平名校之路,警察最终抓捕了花姐的团队,可那些上流阶层更隐秘的不道德行为,却没有执法者去约束,这是资本社会的讽刺之处,也是阿豪这样的年轻人对现实无奈的原因。

《过春天》剧照

  03无根的儿女

  在《过春天》中,深圳作为香港的对立面存在,它安静、宽敞,与香港的聒噪、局促形成鲜明对立,佩佩深夜还在空间充足的家中就寝,早上就要踏入拥挤的地铁,而后奔赴潮热紊乱的香港。导演在处理这两个空间时用了夸张的手法,她通过镜头和声效的处理(呈现香港的镜头节奏更快,声效更压迫,与深圳有关的则偏向舒缓),放大了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差异。

  与此同时,深圳也和香港一起,共同搭建了人物与资本快速流动的空间,没有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关卡设定,以及两地在物价、消费与生活上的巨大不同,《过春天》最大的叙事悬念就无法建立,叙事的紧张感也无从谈起。

  所谓过春天,即走私过海关,是走水客往来港深的行话。过春天可逃税,是不折不扣的逐利行为,这个浪漫的字面及其真实含义,在令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人更理解港人对物质的复杂态度。导演对物欲并不是一昧批判的,而是承认了物欲对港人的重要作用,香港很少纯粹的东西,大部分事物和关系都建立在物欲上,对物质的渴求填补了他们的空虚,也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更更多期盼,在《过春天》中,物质的符号不只是那一座座高楼大厦,还有被缠绕在男女腰间的苹果手机、去往东京的机票,连最极致的浪漫也勾连着对金钱的渴求,这才是《过春天》对现实的敏感所在,香港人的浪漫总是深入现实的,他们要的不是空中楼阁似的浪漫,而是在庸俗的金钱土壤中开出一朵花来,不是俗气的俗气,浪漫的归浪漫,最浪漫的事就在俗气中。

《过春天》剧照

  而在香港式的浪漫中,流动与紧张也总是相伴相随。王家卫就是精通此道的高手,从《阿飞正传》到《花样年华》,他把流动与紧张的分寸拿捏地恰到好处。小小空间里阿飞旁若无人的独舞,是夹缝中求自我。窄窄过道中婀娜的旗袍,是女人在变乱中保有自己的尊严。到了白雪的《过春天》中,镜头随时跟着主角佩佩的步伐流动着。从天台上青春肆意的挥舞手臂,到投身走私后在深港两地穿梭,影片的叙事节奏一点点剧烈,终于到大雨瓢泼时升入高潮,佩佩就像那条水箱中的鲨鱼,始终都在游动中,一刻不想被禁锢,这个人物的个性本身就是影片最大的流动性,而她所在的都市与她所做的危险的事,则是紧张的源动力。

  《过春天》通过巨大的流动性表现出佩佩的无根感。她是香港人,却从小随母亲搬到深圳,过上了去香港上学、回深圳休憩的漂泊生活。她的家宽敞,可父亲不在,母亲沉迷麻将,这个家本质上是空壳。她好不容易在走私团队中找到亲密对象和归属感,结果团队头目花姐只是利用她,亲密对象阿豪也在被捕后与她走散,佩佩的身后是许多“跨境学童”的身份缺失,他们不被香港土著接纳,却也不属于地地道道的深圳人,而他们流连的这两座城市,本就是身份困惑严重的城市,佩佩“过春天”,实是她找寻认同感的过程。

  这种失根的怅然,在高度商品化的都市中被激化了。香港是一个可以使一切东西都成为商品的城市,亲情、友情、爱情,随时都处在被商品化的边缘。“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商品化的逻辑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于是,人们打算他人也充满了价值的算计,佩佩的母亲把自己变为满足男性凝视的商品,通过取悦男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生活,佩佩的父亲则依附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中,他是一个血汗工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佩佩自己,却因为弱势的出身而时常被人看不起,以至于她的闺蜜翻脸时对她恶语相向,讥讽她“你们全家都是鸡”。

  早在王家卫的电影中,香港社会的失根痛苦就被描述。《阿飞正传》里,阿飞从小与生母分别,无根的孤独感深深缠绕着他,他一度寻求埋头于寻欢作乐来排解,但发现无济于事。他要寻找生母,又无功而返,最后还客死他乡,成为一个“失根”的象征。电影里,“无脚鸟”的意象被反复提及,王家卫借旭仔之口道:“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重庆森林》中,“爱无能”成为都市青年在疲惫生活中的无可奈何,他们孤独,这份孤独无法完全通过性、金钱、喧嚣来消化,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被迫孤独,还是喜欢孤独,只是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状态,只有在对消逝之物的追忆中,他们才能重拾一点生活的余温。

《过春天》剧照

[责任编辑: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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