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觉得《红楼梦》后四十回面目可憎,是一种偏见吗?

2020-03-30
来源:凤凰网读书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至今众说纷纭,一定要说谁对谁错,不如先用“偏见”二字看待。我自己也有“偏见”,“偏见”要等有足够强的理由出现,才能修正。

  过去讲《红楼梦》从不涉及后四十回,有一部分是想避开考证。我有偏见,文学美学到了要“考证”的时候,琐琐碎碎,有点煞风景。我还是喜欢原作者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像早已预知后世烦烦琐琐的纠缠,作者留下了一句这么不合逻辑的“偈”。何为真?何为假?作者让众生在纠缠无明时跳脱一下执着,可以了悟解脱。

  ——蒋勋

  01 偏见与偏见之间

  三十年前讲《红楼梦》,高雄讲一次,台北讲一次,各讲了四年,都只讲前八十回。对象是各行各业爱《红楼梦》的大众,像读书会,我随兴讲阅读心得,没有什么章法。有人录了音,事隔三十年,网上流传未经校订的内容,已经无法控制。

  当时为阅读方便,我推荐艺文印书馆依据上海戚蓼生评注的本子,六册一函,蓝布线装,很典雅,一共两函。这个本子有八十回,原名是《石头记》。

  那个年代,大众阅读少见手工线装书。学生说,回到家里,“歪”在床上,手中一册蓝布线装书,常常把下班回家的先生吓一大跳。

  我觉得小说就是小说,跟“手工”“线装”没有必然关系,主要是要好看。不好看,故作“古典”,还是不会好看。小说被大众喜爱,纯粹因为兴趣,如果不是做论文,拿学位,还是不要吓人的好。

  听到学生叙述她先生如何被线装《石头记》吓到,我觉得抱歉,因此又推荐了一九八二年冯其庸领导团队校勘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石印本《石头记》有八十回,这个本子有一百二十回,故事完整,校订注解详细。书前有插图,是近代画家绘作,不及清代改琦(一七七三—一八二八)画得古雅。敷彩浓艳,造型写实,已受西画影响,对大众来说,也还赏心悦目。


  冯其庸绘红楼梦人物----贾惜春

  冯其庸的本子参证世界各地手抄本、木刻本,“校记”“注释”工作详尽,是很好的入门书,我以为至今仍无他本可比。

  这个版本也有它的“偏见”,到了后四十回,显然不太承认是作者原稿,因此常常在每回的结尾加上“说明”,评比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不同。 例如,读到第一百零二回《大观园符水驱妖孽》,“说明”指出:“原作和续作对于鬼神迷信的描写都占有篇幅,但是前后两者却有所不同。曹雪芹笔下关于鬼神迷信的描写,用的是虚笔,似有似无。”

  他接着批评后四十回:“鬼神迷信的描写,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意思是说,后四十回鬼神的描写少了“似有似无”的韵致。

  冯其庸讲的“似有似无”,是原作精彩之处。例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亡前曾托梦给王熙凤,预告家族未来。这到底是秦可卿的鬼魂,还是王熙凤的梦境?作者留了空间让读者想象,“似有似无”,耐人寻味。

秦可卿托梦王熙凤

  冯的“说明”不断指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写作风格的不同,这个版本的“校记”“注释”“说明”是帮助读者评比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很好的佐证。

  冯其庸一生考订《石头记》,评比各种版本。他的结论很清楚,后四十回文学性、艺术性流失。他逐回比对,指出某些人物性格前后的不统一,像贾宝玉、林黛玉丧失了前八十回的“叛逆”,明显向世俗妥协。

  我用了“偏见”二字,因为后四十回的真伪至今众说纷纭,一定要说谁对谁错,不如先用“偏见”二字看待。我自己也有“偏见”,“偏见”要等有足够强的理由出现,才能修正。

  所以介绍冯其庸的校释本子时,也常常提醒读者,这里面可能有冯的“偏见”,阅读时小心判断,多参证不同说法,也就不会受“偏见”牵制。

  “偏见”人人都有,本来也不严重。一个还没有结论的现象太早下定论,让读者没有转圜思考的空间,“偏见”才可能变得严重。

  高雄四年的上课录音,讲得很细,也是我第一次把小说里的许多小人物挑出来,做单篇论述,也就是近几年写的《微尘众》的雏形。像薛蟠,这个看起来不学无术、粗鲁鄙俗、被宠溺坏了的富家少年,在小说一出场就打死人(冯渊),硬抢别人未婚妻(香菱)。《红楼梦》在前八十回里写最不堪、最鄙俗的人物,写他们的愚昧无知,写他们欲望上的贪嗔痴,可恨可爱,却从没有对人性的全然否定。《红楼梦》对我而言是一部佛经,作者从繁华到没落,他对一切看得透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蒋勋,《微尘众》

  了悟生命本质绝对虚幻,对人世爱恨还会有分别执着吗?

  02 后四十回为何 “面目可憎”?

  我用这样的心境读前八十回,读许多微尘众生的卑微与庄严;我也用这样的方法读后四十回,读到薛蟠又在酒楼里打死了人,被关在牢里,薛蝌努力张罗,设法营救。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和丫头宝蟾,想方设法,诱惑薛蝌。一直到一百零三回死亡,夏金桂在续写的部分始终是一个一无救赎可能的“坏女人”,淫欲、卑劣、残酷、刻薄、悭吝、惹是生非,每天闹到鸡飞狗跳,最后还给香菱下毒。她的坏,这样直接;她的坏,坏到让人憎恶讨厌。一旦警觉到心中生“憎恶”,我可能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前八十回中没有一个人物使我“憎恶讨厌”,而阅读后四十回时,为什么如张爱玲所说,人物“面目可憎”起来了。 现实里有没有夏金桂这样卑劣到不堪的人?当然有。

  但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为何从不这样写一个人物?为什么前八十回最恶质的生命,像倪二,像马道婆,像赵姨娘,像夏婆子,他们只是让作者觉得愚昧,愚昧写完,作者对人的愚昧却有不忍?常笑别人蠢,通常大概自己的生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赵姨娘与马道婆

  “无明”是愚昧,然而众生都在“无明”中。一个好的创作者不会轻易嘲笑愚昧,指责“无明”,而是可能在愚昧者的身上领悟到自己的五十步笑百步吧。

  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是全书重要的一回。锦衣府赵全赵堂官嘴脸狰狞,得意忘形,抓到别人一点把柄,即刻就要生事,沾沾自喜,张扬夸大。续作者刻意安排北静王出现,在抄家的危局中帮助西平王护佑贾府。赵全听说北静王到了,心里想道:“我好晦气,碰着这个酸王(西平王)。如今那位来了,我就好施威。”

  人世间的斗争如此残酷难堪,小人嘴脸,作者一定也都看多了。在家族落难时,如何被侮辱欺凌,如何被小人落井下石,这些,作者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抄家一段写小人之坏,却少了经历大劫难者心境上的无限苍凉。大劫难的经历,让一个生命看着眼前的小人嘴脸,看到的不是恨,而是彻底领悟:啊,原来小人长这个样子……

  小人的样子,或许恰是每一个众生都可能有的样子。作者细细描述,不是让读者讨厌这个人,而是很深的自省,很深的悲悯吧。

  杨绛过世,我很怀念多年前在她北京家中闲谈。她的脸上总是微笑着,如此温暖,如此宽容,然而我们都知道她受过多么大的侮辱折磨,在“文革”时如何被小人斗争。

  经历过巨大的劫难,哪一种嗔怒不能放下?哪一种眷爱不能放下?

  贾宝玉何等厌恶赵姨娘,贾宝玉何等眷爱林黛玉,然而,到了抄家,一百回之后,我总觉得仿佛看到宝玉端坐在赵姨娘、林黛玉之间,无嗔,也无爱。

宝玉出家

  “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说的是身体在被割截肢解时,领悟了“无我相”“无众生相”,在那个痛彻心扉的时刻,若还有我,“应生嗔恨”。

  或许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永远不会解开,后四十回的“补”,“补”到什么程度?全部改写,还是依据真实残稿的修正其实是关键所在。可惜两极的对立,只有“全部真”“全部假”两条死路,更不能逐一在后四十回里找到两极对立之间可能的中间地带。

  过去讲《红楼梦》从不涉及后四十回,有一部分是想避开考证。我有偏见,文学美学到了要“考证”的时候,琐琐碎碎,有点煞风景。我还是喜欢原作者开宗明义的一句话—— “假作真时真亦假”,像早已预知后世烦烦琐琐的纠缠,作者留下了一句这么不合逻辑的“偈”。何为真?何为假?作者让众生在纠缠无明时跳脱一下执着,可以了悟解脱。

  03 词频学、植物学里的真伪之辨

  文学领域谈《红楼梦》,有时因为身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有看不到真相的限制。

  这几年看了一些不同领域的作者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讨论,觉得有趣。跳脱自己的障碍,从另一个窗口看风景,有豁然开朗的领悟。

  潘富俊先生出版了《红楼梦植物图鉴》。潘先生是植物学专业的,他把《红楼梦》分成三部分,每四十回一组,挑出各回谈到的植物。他做了统计,结论有趣:第一个四十回,每回出现的植物平均是11.2种;第二个四十回,平均是10.7种, 相差不大;但是,到了第三个四十回,也就是许多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后四十回,每回出现的植物平均值锐减为3.8 种。


  潘富俊,《阆苑仙葩,美玉无瑕》

  这会是偶然的现象吗?

  一个作者有丰富的植物经验,书写植物,描述植物,植物变成人物的象征隐喻。为什么宝钗是牡丹?为什么黛玉是芙蓉?为什么麝月抽出了荼蘼?为什么怡红院是芭蕉与海棠?为什么潇湘馆是泪痕斑斑的湘妃竹?为什么蘅芜院是攀藤类的杜蘅、蘼芜?

  植物在前八十回里占如此重要的篇幅,但是,潘先生丢给大家一个问题:后四十回,植物从十几种突然锐减为三四种,减少了一半不止,如果是同一个作者,他的植物世界为何贫乏了起来?

  这几年,更有青年一代从非常新颖的统计学方式切入,探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异同。

  我在网站上读到了一些计算机专业的青年学者,用“词频”的机械方式统计《红楼梦》书中词汇出现的频率。“词频”不涉及文学,是书写最小单位的词汇用字习惯。如同我们每个人说话都有习惯,像“而且”“如果”“所以”这种不涉及情节叙事的连接词,一旦把近百万字的庞大的《红楼梦》输入到计算机中,就会清楚看到词汇文字的使用习惯。

  我在网络上看到青年学者的计算机归类统计图表,真是有趣,前八十回的“词频”和后四十回的“词频”出现明显不同的惯性。

  这些青年学者多是计算机专业,他们也用同样的“词频”方式整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个领域我个人不熟,初次接触,不敢太快下结论。很显然,这些青年学者希望对张爱玲提出的后四十回中“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做进一步客观具体的论证。张爱玲的“敏感”要有具体论证才更具说服力,也才可能是未来《红楼梦》研究的新方向吧。

  从植物切入,或从词频切入,使我们捐弃成见偏见,都可能是破解《红楼梦》之谜的新方法。

  本文摘自


  书名:云淡风轻

  作者: 蒋勋

  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副标题: 蒋勋谈东方美学

  出版年: 2020-3

[责任编辑:郑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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