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座高度開放的國際化都市。這裏，高樓聳立、貿易繁榮，來自世界各地、操著不同語言的外籍人士隨處可見，就連一些市井商販都能以英語無障礙溝通，開放、多元、包容一直是這個城市的標籤。然而，這裏有一批人，他們的心態卻是保守而封閉的。這種封閉的心態交織形成一種自閉症文化(societal and culture aspect autism)，彷彿籠罩城市上空的霧霾，令嚮往健康的人們難以見到朗朗天日。

　習慣「偏安」

　試想，一個人罔顧中央政府有權為國家安全立法的通行規則，以「兩制」之名抵制「一國」捍衛國家安全。一個人不願承認香港國安法懲治極少數極端分子、保障大多數市民權利的道理，一味危言聳聽、製造事端，難道不是「封閉」嗎?一個人無視香港已回歸祖國的事實，不是以中國人的底氣昂首闊步、擁抱世界，反而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甘為外國勢力驅使，難道不是「封閉」嗎?

　這種封閉源於狹隘，而狹隘則源於「偏安」。本來，港人並非一個「偏安」的群體，「獅子山精神」曾是努力向上、奮鬥不息的代名詞。但隨著多年大氣候小環境的衍變，香港社會某些群體正漸漸淪入「偏安」之局。平心而論，「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最大特色與優勢，祖國大陸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對這一點，絕大多數港人內心深處是認同的。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與經濟相互依存、密切合作相伴而行的，卻是政治、文化、價值觀念上的疏離，再加上某些人的挑撥離間，導致相當一部分港人缺乏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一個缺乏國家認同與核心價值認同的人，必然失去準確而牢固的身份認同，也就永遠搞不清楚自己是誰。這樣的人，其觀點、看法難免失於偏頗而鮮少客觀，無法走出自得其樂的「同溫層」(又稱「資訊濾泡」filter bubble)，只能在少數人營造的「亞文化」圈子裏打轉轉。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真正的開放心態也就無從談起。

　以香港的傳媒為例，「港聞」(香港本地新聞)和經濟新聞向來佔據重要的位置，國際新聞和中國內地新聞往往被擠在邊角，除非出現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大事。據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回憶，他年輕時候(上世紀80年代)，國際新聞都放在報章頭版，而現在不僅被移到內頁不顯眼的地方，篇幅也不斷縮減。對此，傳媒專業人士深有同感，《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就很懷念金庸時期的《明報》，認為那才是國際視野。沒有了國際視野，也就沒有了開放的胸懷，這恰恰反映了部分港人眼界之狹促、心態之偏安，窺一斑而見全豹也。

　封閉心態 教育難辭其咎

　封閉心態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教育難辭其咎。香港教育的問題在於政策制定團隊缺乏具有家國情懷和歷史知識的教育者代表。港英時期，教育作為一項本土事務，其政策的頂層設計全部以英國人為主，港人只有執行的權利。回歸後，雖然所有政府資助的學校都由納稅人供養，但絕少看到教育政策在制定過程中邀請公眾參與和討論;歷次教育改革，也都照搬英美模式，並不是基於香港本土的實際調研。偶有學者發表關於教育改革的意見建議，很容易就被攻擊為「利用教育進行洗腦」「禍害學子」等，2012年的「國民教育風波」就是例子。香港教育長期依賴歐洲和美國的「文化輸出」，再加上通識教育課程的「神助攻」，利用有關媒體的發酵作用，塑造了一條囊括圖書情報、課程設計、通識輔導與補習、印刷教育與運輸的龐大產業鏈。個別人士一方面大賺其錢，一方面把持、操控香港的整個教育體系，在思想意識上進一步加劇了港人的偏執與封閉。這也是在文憑試中，出現「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種考題的深層原因。

　開放的城市，封閉的心態，不是一個正常現象。當前香港面臨的困局，既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又有文化問題，同時還有心態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有待於以大格局、大智慧來化解，前提是必須破除封閉的心態。每一位港人都應當意識到，惟有擴大胸襟、張開眼目，才能真正把握未來，才能在危機中覓生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林志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