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內地公共衛生部門相關人士稱，間斷性發生若干新冠肺炎新病例，是防控疫情常態化難免現象。於是，有人就質疑為什麼香港防控疫情必須達至新病例「清零」?

　內地的經驗是，遏止疫情必須做到新病例「清零」。嗣後，由於經濟和社交恢復正常，難免又出現新病例。但是，新病例不能多，內地一些省市自治區的局部區域都只是又出現若干新病例。同時，必須有能力及時展開流行病學調查、迅速找到源頭和切斷傳播鏈，短時間內再度「清零」。換言之，衡量一個城市或區域是否成功防控疫情，首先是必須「清零」，其次是必須有能力控制新病例於個位數並迅速再「清零」。總之，「清零」是成功防控疫情的標誌，間斷性出現少量新病例，是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難免現象。

　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11月6日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表示：「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嚴格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工作。」這是中央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務之急的明確指示。香港必須盡快做到新病例「清零」，並確保以後及時遏止間斷性少量新病例。

　至今，特區政府仍然寄望香港居民自覺保持社交距離，盡可能居家工作，來防控疫情。然而，凡是深入社會者都發現，相當多居民已對抗疫產生疲勞感，第四波疫情不亞於第三波而較第一、二波惡劣，但是，街頭、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流之多，彷彿疫情已然結束。

　特區政府已宣布對若干特定人群和地點實施強制性核酸檢測。但是，政府有關機構不掌握必須接受強制性檢測者的全部名單，使強制性的功能打折扣。

　不搞全民強制性檢測，就無法掌握新冠病毒在香港的傳播情形。不在全民強制性檢測以掌握新冠病毒在香港傳播情形的同時，推廣全民健康碼，就不可能對新病例及時展開流行病學調查、迅速找到源頭、立即切斷傳播鏈。

　坦率地說，有關人士不是不明白強制性檢測是成功防抗疫情的必由之路。然而，既由於香港政府是小政府，也因為香港社會太過崇尚個人自由，至今，特區政府下不了推行全民強制性檢測的政治決心。

　有限度犧牲個人自由

　衡量社會制度是否適宜或是否成功或是否需要改革的唯一標準，看它是否有利社會進步。今天，香港面對的嚴峻挑戰是，如果不能盡快遏止疫情，那麼，香港經濟將會一蹶不振，社會矛盾將急劇惡化而可能發生動亂。試問：這是社會進步抑或倒退?

　放眼世界，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面對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危機時不採取類似社會主義的措施。即使平時，為推動社會進步，也不乏借鑑社會主義的政策舉措。例如，德國2015年推出性別平等的自願承諾制度，但是未能取得成果。據總部設於斯德哥爾摩和柏林的非政府組織Swedish-German AllBright Foundation最近統計，在德國DAX指數的上市公司董事會的女性僅佔12.8%。於是，德國政府將對女性出任德國企業的高級管理職位強制引入配額。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社會民主黨(SPD)11月20日達成協議，如果德國的上市公司董事局成員超過3人，則必須有最少一名女性;政府擁多數股權的公司，其監事會成員最少30%是女性;公營機構如健康、養老金和意外保險基金等也必須有一定數目的女性。儘管有些人批評這是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但是，無人因此質疑德國資本主義制度屬性。

　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妨礙權宜之計，也需要與時俱進改革和完善制度。特區第一至第三屆政府信守上世紀70年代形成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從第四屆政府起告別「積極不干預主義」。為遏止百年一遇新冠肺炎疫情，小政府暫時擴大行政權力有何不可?

　一個健全社會必須是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利益相平衡。遏止疫情而暫時有限度犧牲個人自由，正是為了全體居民、包括每個作出一定犧牲者自己在內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政府應有信心說服香港社會。(周八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