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2022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於線上舉行。在由深圳市社會組織管理局指導，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承辦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路徑探索」分論壇上，廣州社會組織研究院執行院長胡小軍、深圳社會組織研究院院長饒錦興、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參與圓桌對話環節，分享了粵港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經驗，並進一步探討了大灣區社會組織交流合作前景。

 

 

    胡小軍認為，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幾類社會組織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第一類是以基金會、慈善會為代表的慈善組織。慈善組織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社會資源動員和對接，以及平台搭建的作用。比如說企業基金會，具有整合全球資源的優勢，使急需的物資可以實現跨境的整合和調配。第二類是社工服務機構。廣州每個街道和社區都有社工服務機構，從疫情發生以來，廣州社工開通了24小時「紅棉守護」熱線，提供特殊群體支援救助服務，為新冠確診或疑似患者提供醫療救助諮詢，還提供受疫情影響的線上心理援助。第三類是社區社會組織。更多表現為社區的志願服務，包括這些年快速成長的黨員志願服務隊，以及很多專業的志願服務組織，他們在動員、組織和協調志願者資源方面發揮了非常明顯的作用。第四類是行業協會商會。其積極支持會員企業做好防疫的各項工作，同時發揮維護市場秩序的功能。第五類是互助型組織。比如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殘疾人群體，他們在疫情期間可能會面臨很多的挑戰，而相關社會組織對此進行了專業化的救助。

 

    而在香港疫情防控過程中，相關組織的作用也是難以替代的。「特別是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和肆虐，香港接連遭受疫情衝擊，政府公共服務過載，各種社會問題頻發的情況下，政府、慈善組織、社會服務機構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以香港賽馬會為例，分享了香港社會組織參與社會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經驗。張亮表示，從2020年疫情開始以來，香港賽馬會撥捐了超過18億港元，與各社會組織並肩抗擊新冠疫情，特別是第一波疫情發生的時候，物資短缺，民眾恐慌，馬會一方面積極籌募抗疫物資，希望能夠幫到香港不同的階層；另一方面幫助解決香港的教育需求，主動為10萬名基礎階段學生提供無線上網的幫助。在疫情的變化中，作為社會組織在應對策略上也因應社會需求而轉變重點。出現了幾波疫情後，香港賽馬會開展了對過渡性貧窮群體提供食物援助、支持社會就業和恢復社區抗逆力等方面也投入大量的工作。

 

    饒錦興認為，疫情防控帶來了許多挑戰，尤其是基層治理方面。面對前所未有的社會治理難題，社會組織如何參與，如何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等，都需要重新進行思考和研究。

 

    如何提升社會組織在治理中的作用？

 

    胡小軍認為，社會組織自身平台的搭建，社會組織之間的協作以及發揮平台或樞紐功能方面還有非常大的空間，需要機制化地融入到應急管理體系中。「當前社會組織能夠實現對接，主要還是源於民政部門和社會組織管理部門的協調，很多情況下它還不是一種制度化的工作機制。」再者，社會組織的專業屬性、專業服務要更加凸顯，客觀地說，具有專業能力的社會組織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張亮表示，經驗的交流與分享就像一道門，讓大家探索其他地區的路徑。此外，如何利用數碼化的手段，把資訊和數據透明化、平台化也十分關鍵。如果我們能夠分享到透明有效的數據，通過數據分析，將能夠看到不同的趨向。這些數據目前在全球範圍也沒有清晰的定義，但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若我們在大灣區或者一個比較集中的範圍，能夠做出一些實質性的突破，把這些數據進行收集，做合理的分析，從而引導不同的社會組織，做好相關方面的預防工作，那麼在處理社會問題的時候就會獲得很大的幫助。

 

    饒錦興補充到，數碼化既是一種技術手段，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框架，社會組織未來在協助政府把工作做好的同時，要避免組織同質化發展。「新冠疫情的衝擊帶來的是對全球治理、城市治理、基層治理、社會治理的考驗和洗禮。人類歷史的變化，可能在這個時間節點會有一個新局面開始。」基於這樣的考量，饒錦興認為，在這一歷史節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革再出發。第二，社會組織要有不同類型的專業化分工。第三，推動社會組織下基層。（記者 黃鳳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