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旭

    不止一次到過肇慶，也就不止一次觀賞端硯。

    今天的肇慶市包括了古端州。端硯是端州特產，於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與甘肅洮硯、安徽歙硯、山西澄泥硯齊名。而四大名硯中，以端硯最為稱著。行家說，端硯石質堅實、潤滑、細膩、嬌嫩，研墨不滯，發墨快，研出的墨汁細滑，書寫流暢不損毫，字跡顏色經久不變。好的端硯，無論酷暑還是嚴冬，用手按硯心，硯心湛藍墨綠，水氣久久不干，所以有「呵氣研墨」的說法。優良的石質和天然的花紋讓歷代無數文人陶醉以至癡迷。

    而今在肇慶，端硯已經成為一種規模產業，各種形制的端硯，爭奇鬥豔，琳琅滿目。大者如臥牛，堆山疊嶺，曲徑通幽；小者置掌中，花鳥蟲魚，纖毫畢現。端硯最大的價值，恐怕是一種供觀賞的工藝了。

    而我最大的見識，是很意外地在這裏「遇見」了古今赫赫有名的包公。我的歷史知識很有限。小時候家裏附近有個戲院，我趴在門縫看過戲台上的「包公」「打龍袍」、「鍘駙馬」，不知道他老人家到過大老遠的嶺南，更不知道他還跟端硯有過瓜葛。

    早期的端硯純粹是書寫工具，粗陋簡樸，沒有任何圖案花紋裝飾，「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唐李肇《唐國史補》）。後來武則天把刻有圖紋的端硯賜給名臣狄仁傑。狄仁傑聽說采硯石工很不容易，奏請武則天下旨減少貢品的數目。

    然而，把端硯作為貢品，並從中謀取私利，已經成為一種流弊。狄仁傑身後三百四十一年，調任端州知府的包拯發現，他之前的知府們趁着進貢的機會大都斂取貢數幾十倍的硯台，私下巴結當朝權貴。包拯於是下令，只能按貢品的規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准私自加碼，違者重罰。並且明確表態，自己作為州府首官，決不要一塊端硯，任滿離去時果然「不持一硯歸」。1973年，包拯故里清理包氏墓塋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現一方普通硯台而無端硯，成為歷史記載的證據。

    在包拯的奏議集中，有一首他知端州時書寫在牆壁上的言志詩《書端州郡齋壁》：

    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

    精鋼不作鈎，

    倉充鼠雀喜，

    草盡狐兔悉。

    史冊有遺訓，

    無貽來者羞。

    我的前輩同鄉、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對包拯的文采不以為然：「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但在這首詩中，包拯濟世匡危的志向和為官準則是很鮮明的。史載他性情嚴峻剛正，跟人交往不隨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悅人，平常沒有私人信件，連朋友、親戚都斷絕來往。雖然地位高貴，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飲食跟當百姓時一樣。他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有凜然不可奪之節」，眼裏不揉沙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幾乎有些不近人情。然而，這也正是他與庸官根本不同的地方。不僅如此，他還訂立《家訓》：

    後世子孫仕安者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者，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於堂層東壁，以詔後世。

    千百年來，作為歷史名臣，清官代表，包拯之名成為清廉的象徵，在社會享有盛譽。人們廣泛傳誦他的事跡，並加以理想化和藝術化，衍生出許多軼聞傳說。南宋時就有了以包拯為主題的故事和戲曲，元雜劇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戲。因為以龍圖閣直學士職名任權知開封府，世稱包龍圖，有小說《三俠五義》(評書《龍圖公案》)流行，遂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一個「青天大老爺」為民除害、不畏強權的各種故事驚心動魄、扣人心弦。民間將他奉為神明，認為他是奎星轉世，「包青天」形象深入人心，歷久彌新。

    就包拯本人而言，他的為人為官是成功的。但對於由端硯而生的流弊，卻似乎不見匡正之效。在他離端州任幾十年後，蘇軾途經端州，看到的采硯場面依舊十分壯觀：石工「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

    端硯作為貢品的歷史，在八百多年後，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刻石告示，才宣布結束。

    古人讚賞硯台，有「玉德金聲」之說。包公與端硯的故事，在端州、在歷史留下了人格的玉德金聲。我不是史學家，沒有能力談論歷史人物之於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僅就個人修為而論，我以為包公的清正嚴明無論如何總比相反的品格好。唯願這樣的品格不僅僅只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傳說，而是生活中普遍的常態。

2022，5，25定稿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