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康日前接受本報独家專訪。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商报网讯】记者齐晓彤 邓建乐报道：“20年前的中国银行业是什么状态?政府刚注资或刚处置完一批不良资产，银行的领导们又开始急急忙忙地找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增资和处置不良资产，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时至今日，内地多家国有大型银行业成功摆脱当年技术性破产的窘境，先后来港上市，同台竞技，市值雄踞国际同业领先地位。追寻内地银行业涅盘重生的发端起源，跳入记者眼帘的无疑是当年震动香江甚至全球资本界的标志性事件：中银香港上市。

　　14家机构重组、近万亿资产整合、13000多港人汇聚中银香港麾下、358个营业网点统一翻牌、收回注销十家银行牌照，总理、副总理的多次批示、北京最高法院破天荒首发商业公告，这一系列史无前例、复杂度极高的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操刀者正是现居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银监)主席刘明康，近日他接受本报独家专访，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初识香江：繁华胜伦敦 包容多元

　　已是古稀之年的刘明康现身约访地点时神采奕奕，面容慈祥，笑容阳光，步伐轻快。访谈刚开始，刘明康就谢绝了摄影记者全程抓拍的好意，希望专注于连贯表达及答疑，偶尔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核对信息。

　　谈到与香港的缘分，刘明康的记忆或许能勾起许多老一辈港人的共鸣：“初次到香港是1985年的秋天，我参加了中国银行总行的工作组，参与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对英、对法进口设备的财务谈判，并事先完成中方(广东核电工业总公司)同香港中电的合资合作谈判。那时从伦敦过境香港去深圳大亚湾，代表中国银行参加中法合作财务谈判，飞机缓缓降落启德机场，看到港岛的新楼鳞次栉比，机场人气兴旺，沿途车水马龙，感觉比老旧的伦敦还要繁华。”

　　“那个时节应该是十月初，坐火车经过九龙和新界，我看到沿线有些村寨庆祝国庆节，插满了五星红旗。港英统治的地方看到此景象印象特别深。”文化多元、平和包容，这一幕三十多年前的场景，仍清晰闪现在刘明康的眼前。

　　从那之后十几年间，刘明康短暂出差香港的次数渐渐增多，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刘明康职业生涯中迎来重要转折，与香港结缘愈发深厚。

　　受命驻港： 启动中银重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1998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明康，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席卷香港、港府展开香港保卫战最艰难的时期，参与到许多风险管控的工作中来，包括同香港金管局时任领导沈联涛先生、时任美国副财长lawrence Summers合作以应对日元大幅贬值的谈判工作。

　　1999年7月，光大集团曝出朱小华事件，刘明康被委派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同时接手光大集团在港三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及控股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刘明康开始长驻香港，用近一年的时间，开始了收缩、重组光大集团原有的近七十多个子公司的工作，专注内地和境外金融核心产业，明确了日后光大集团金控发展战略。

　　驻港不足半年，天降重任于斯人。

　　2000年初，刘明康同时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集多个要职于一身的刘明康承担起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依照时任朱镕基总理的指示，以香港为试验场，以中银重组为起点，开启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崭新一页，即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正式启动中国银行在港多家子分行的全面重组。

　　“中国银行旗下有7家子行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内陆银行的在港分支机构，分别是广东省银行、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盐业银行，解放以后，这些银行的内地总行虚化，统一归集在中国银行总行管理。另外香港地区注册的还有中国银行的香港分行以及华侨商业银行、宝生银行和知名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友银行、庄世平的南洋商业银行。

　　“这13家子、分行各自实力微弱，主要服务内地窗口公司，无法与汇丰和渣打进行正面竞争，甚至连恒生银行都竞争不过，客户雷同，同质化竞争严重，股东背景相同，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香港金管局对商业主体自行提出的重组一般不干预，当时金管局局长任志刚对中银重组的方案乐见其成，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对中国银行总行的魄力表示惊叹，这次重组从规模和复杂程度上来看，史无前例。

　　减少内耗，统一品牌，降低成本，提升经营效率这些资产层面的运作，在刘明康心中，仅仅是一盘大棋的开局。在香港这个完全市场化的地区，中银重组没有退路，必须摆脱以往财政部出纳的附属角色，真正独立走向市场，再也不可能回到核销坏账的老路，中银重组必须做到清晰产权、增强市场竞争力，此役成败，关系后续重构银行股权、完善公司治理、上市能否顺利推进，更关乎中国银行业自上而下改革发端香港的初始试验能否成功。 

　　惊动北京最高法院： 中银香港诞生

　　刘明康透露，中银香港重组得到了京港两地法律界高度配合，双方始终按照国际最佳实践原则，按照香港上市公司上市规则的公司治理框架，以实行市场主导和董事会管理为目标。时任总理朱镕基和时任分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温家宝对于中银集团重组给予亲切指导并全力支持，听取了多次汇报，批复了多次书面汇报。

　　中银重组后多家子银行名号随之消亡，原有的资产、负债、客户关系需要全部移交。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开会研究讨论了中国银行的要求以及相关律师文件，专门出具公告，并预留了公告通知期。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用公告的形式通知了所有海内外的债权债务人，这一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见到的。

　　“实际上当时重组的机构多达14家，除了多家银行，还有一个机构名字叫港澳管理处，这是香港回归前中国银行系统内部遗留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考虑到香港、澳门回归后分属不同的行政特区、不同的货币区，因此，我们撤销了原港澳管理处，澳门管理处的职能分离出来回归澳门，后来变身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重组涉及1万亿港币的资产，几乎占据了中银集团资产的一半，也是交通银行当时总资产的近两倍，理清14家机构的债权、债务和客户关系，是非常纷繁复杂的工作。2001年10月，经过一年又10个月的准备，通过香港立法的形式，10家香港中银集团子分机构(香港管理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7家在内地成立的子行和华侨商业银行)所有的客户关系、资产和负债一同并入了宝生银行，宝生银行又随即更名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生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拥有13000多员工、358个营业网点，七千多亿港元的资产，轻松超越了恒生银行和渣打银行的香港地区资产额，网点数量也超越了汇丰银行。中资银行的员工从此在香港扬眉吐气，中银香港采取国际会计标准处理账目，日后与汇丰、渣打并列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

　　刘明康笑着说“以往机构都是抢着去金管局申请银行牌照，我们则向金管局交回了10家银行牌照，这是非常罕见的。由于集友银行创办人陈嘉庚的后人和南洋商业银行创办者庄世平有其他考虑的缘故，这两家银行的品牌被保留下来，并继续作为中国银行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独立存在。

　　劉明康从中国银监会主席的位置退下来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学者，闲暇时亦拿起画笔。图为他2013年的写生作品《香港中文大學》。　　

　　筹备上市：良好透明的公司治理是关键 

　　“走向市场的中银香港，今后再出现问题，钱不够了，不能再躺在政府身上，需要剥离坏账就找财政部，而是要自己想办法，面向市场找钱，通过发债、发股、增资扩股的方式说服投资者，接受市场的考验。今后如何让大家相信你，从口袋中掏出真金白银来支持你，要看管理层的真本事。不能把业绩搞得一塌糊涂、更不能玩弄投资者。”

　　“银行业也是高风险行业，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性，银行玩的不是自己的钱，存户和中小投资人把钱给了银行，顶多一年开一两次会，这些钱去哪儿了，风险如何，并不了解。这种高风险具有外溢性，一旦风险暴露，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震荡很大。另一方面，无数次的金融危机证明，如果缺乏有效机制，全世界银行业的从业人员容易犯错误，容易记忆力很短，所以一定要有好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来解决更加深层次的人的问题，建立良好的公司信用文化，实实在在完成公司治理的突破。重组以及管理框架的调整说到底是表面文章，这些工作只是为公司治理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不能自动形成良好完善的公司治理。”

　　刘明康具体解释了金融行业公司治理的五大内涵，首先要有清晰的股权、管理权的分工与合作;其次要有良好的信用文化建设，确保资金安全，这非常重要;第三，议事与决策的程序必须科学、透明，要通过公司章程公布于众;第四，加强透明度的建设，不管一件事情是好是坏，信息披露必须要透明，接受内外部监督;最后是人才的培养。

　　刘明康明白，中银香港上市是背水一战。筹备上市期间，刘明康将眼光更多投向人才济济的香港。正式要从更深层面改造国有银行的文化基因，为良好的公司治理奠定长久坚实的基础，刘明康决定引进国际一流的专才，倚重这些人才丰富长久的从业经验、全面的知识结构、良好的职业操守，充实董事会。

　　聘请外部专才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四位国际金融界的佼佼者被刘明康聘请担任中银香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花旗集团副董事长贾培源、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美国新桥投资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和董建华的弟弟东方海外主席董建成，原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被聘请为高级顾问，杨志威原本是香港证监会、光大集团的法律顾问，也被挖来就职中银香港的董事会秘书。

　　说起杨志威，刘明康特别强调“董事会秘书这个职务是上市公司治理框架中很重要的角色，是高级管理人员。”

　　光大集团朱小华事件引发了刘明康对内地派港人员管理的深层思考，按照以往制度，外派人员在港拿到的名义工资全部上缴总行，外派人员所在机构负责其基本生活保证，如吃饭、住宿等。如此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约束。上市后的中银香港需要按照市场化的要求，鼓励所有高管人员加入激烈的市场竞争，外派人员的工资水平合理提升，才有望形成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

　　刘明康透露中银香港上市后，刘明康在一次报告中开玩笑说，请中国银行的海外行各位同事不要“心生嫉妒”，因为总行没有改制，两边机制不同。

　　2000年初，刘明康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引领中银开展市场化改革。资料图片　　

　　港岛沸腾：250万申请表一日取空 

　　2002年7月7日，刘明康在港宣布即将公开招股，当时全球股市深幅下跌，金融形势异常严峻。中银香港管理层们分兵两路，昼夜兼行，11天的路演跑了11个国家，拜访了552家机构投资者。

　　刘明康负责新加坡、伦敦、波士顿等城市的路演，当时美国机构投资者中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分析员非常少，少数两三个参会的年轻分析员，因质疑中国银行的资产质量，提出一大堆尖锐的问题，口吻非常不客气，刘明康作为一个大国的副部级官员，上万亿国有资产的代言人，与分析员沟通时态度平和，细致耐心，有问必答。在场的包销商和部下看不下去，会后议论，刘明康坦然地说;“面对投资者，我们的心态和角色要彻底转变，上市之后，投资者是股东，是我们的老板，他们的买卖行为决定我们的市场价值。”

　　7月15日，中银香港在港开始招股，港人的热情令中银香港始料不及，他们印制的30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天就被领走250多万份，不得不马上加印，一些地方甚至排起了近百米的长队。最后，中银香港整体认购超额7.5倍，其中机构投资者超额认购4.5倍，香港零售部分超额认购达26.5倍。尤其是在日本资本市场推出的非上市公开招股大获成功，认购总额超过29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此次中银香港的总筹资额。

　　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本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开盘价8.5港元。董建华、梁振英、史美伦等政商界人士纷纷到场祝贺。这一天是刘明康非常开心的时刻。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明康参与缔造的中银香港不仅开创了国有独资银行重组改制、登陆资本市场的先河，依靠良好透明的公司治理，相比后续摘帽的其他国有独资银行与港岛外资银行，中银香港的开盘定价、多年稳定的股息分红、市值增幅等多个指标长时期表现突出、远超同业。 

　　中银香港开创国有独资银行重组改制、登陆资本市场的先河。资料图片

　　应对刘金宝事件：专业调查报告挽回市场信心

　　超额认购、定价高企就能反映中银香港上市的成功吗?刘明康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的辉煌，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才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良好的试金石。那么不靠政府、依靠自己挽回市场信心的关键何在?依靠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

　　刘金宝是中银香港上市后的首位CEO，2003年5月因不利传闻被突然调回总行，5月28日中银发布公告免去刘金宝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职务，同一天上海商人周正毅被拘，中银香港总计17.7亿港元对周正毅的贷款中尚有7.4亿港元未归还，中银香港股价随即暴跌至7.55港币。

　　中银香港的核心人物刘金宝调回总行却并没有升职，周正毅未归还大额贷款的真实数字是多少?股价下跌反应的正是投资人的担忧和疑虑。此时独立董事和高级顾问组成的专责委员会发挥出重要作用，两家外部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和第三方摩斯轮很快向金管局出具了贷款及风控程序审阅报告，梁定邦及时出面向公众解释，公开发布长达30页的《专责委员会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根据上述两份审阅报告中不涉及公司机密的内容摘编而成，明确界定了刘金宝等人在风控环节的责任，成功地挽回了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2003年12月，总行中国银行配售中银香港4.12%股份时，配售价已高达13.7港币。刘明康认为这件事充分证明了专责委员会的有效性，这份适度透明的专业调查报告令投资人普遍信服。

　　执掌中银监：内银涅盘重生

　　中银香港重组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香港中资银行生态环境的改变，更在于其对内地银行业改革的示范效应和前瞻性引领。刘明康表示：“香港工作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启发，为日后担任中银监主席后掀起更大规模的、全面的、彻底的中国银行业重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香港为中国银行业贡献了宝贵的资本，其法制、透明的市场环境、求真务实的合作精神同样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大的贡献，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成功使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2003年“两会”之前，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正式筹措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就银行业整体改革听取了刘明康的汇报。

　　“当时，温家宝副总理问我准备怎么做?我向温总理汇报了抓两头带中间的设想。大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批重组、改制并上市，彻底卸下财政部和纳税人的包袱，农村金融服务薄弱的地区启动信用社改革，配合农民做好农业的春种、秋种、收购和库存。带中间则是指对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即城商行进行改造。这一方案得到了温总理的首肯，我们首先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开始第一批试点，工商银行随后也加入进来。农业银行的包袱最重，预留的时间最长，幸好赶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完成了。”

　　随后几年，全国所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纷纷摘帽子成为上市公司，12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陆续走上了这条道路，300多家城商行通过撤销、并购，走上市道路，通过发债、增资扩股等行为来接受市场考验。目前很多内地城商行来港上市已经成为常态。

　　刘明康认为香港试点的成功只是个别案例的成功，整个行业的成功必须依赖良好的法规制度，中银监在中银香港成功试点的基础上，专门立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建立了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对董监高的职能法规化、制度化。

　　金管局IT手段先进 三位专家进京干三年

　　今天的信息时代，离开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性，风险文化建设都是空谈。刘明康在香港期间发现金管局对数据、IT建设非常重视，为了实现风险的尽早识别、评估和疏解，中银监于2003年11月4日发起了1104科技工程。

　　“我向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借调了3位专家，他们从2004年一直工作到2007年，在北京待了3年多，和我们共同完成了全套的银行业监管数据中心建设，让中银监的数据统计手段起步时期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中银监只需管这三个人的住宿和吃饭，工资都是由金管局支付的。金管局对中银监的支持是非常巨大!双方的合作还有很多，重大事项都会事前商量，每个步骤都会通气，倾听对方的意见。每年的干部培训、银行从业人员培训都有好多个班。”刘明康回忆到。

　　刘明康担任中银监主席后，高度重视境内外监管开放合作，并对香港金融市场监管的高效机制非常认同：“香港财政司牵头，定期组织金管局、证监会和保监处以及联交所进行交流及新产品审核，这种1带4的监管模式非常务实有效率，开会的时候讨论的是真问题。监管的开放、合作和信息交流对搞好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也是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大的外部动力。”

　　珍惜香港：中国的一块宝地和福地

　　刘明康既掌管过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业务，又历任过福建副省长、央行副行长、其担任九年中银监主席期间，深知银行业运行健康度既取决于制度化约束，更取决于监管部门的市场感知能力、多种现场检查工作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九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稳健、秩序井然，飞单事件、银行柜台员工因理财违约“被临聘”的事件极少出现。退休之后，刘明康作为本港乃至国际金融界最认可的资深管理大咖，经中央政府特别批准，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五年多的研究生涯中，他多次公开演讲，增加香港学生、国际社会了解内地金融业发展的机会，并推出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多个专题的英文版研究报告，其工作也得到了香港业界人士的好评。

　　采访结束前，刘明康感慨到：“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宝地和福地，回归20年来我真心感叹邓小平的魄力，使香港如期平稳地回归、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自己重大、独特的作用。现在有些年轻人、从业人员不知道香港和祖国紧密良好的互动很重要，香港目前有困难，但港独一定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