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宗族禮法社會，長幼有序的宗族制度、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深入人心，家族內部成員、鄰里之間產生糾紛，多數通過宗族調解、鄉鄰調解和里長、保甲長調解來解決，裁決依據主要是在公序良俗原則指引下，依照鄉約鄉俗、家規家訓來執行。

　《大明律》規定，凡里，各有鄉約之規定……每當會日，里長甲首與里老集合里民，講諭法令約規，莫敢無故不到者，或者置有申明亭，里民不孝不悌，或犯奸盜者，榜示姓名於上，發其羞惡之心，而改過自新者則去之；里老於婚戶田土細故，許其於申明亭勸導而解決之。

　清康熙帝頒《聖諭十六條》明確要求：「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息誣告以全良善」。

　這種禮法結合、調解優先的司法傳統，對及時解決民間糾紛，防止矛盾激化升級，增進宗族鄰里和睦相處，減輕當事人涉訴負擔，穩定民間社會秩序，起到了顯著的成效。

　自宋代開始，隨着關帝崇拜的日益興盛，關帝忠義正直的高尚人格，威震華夏的英雄形象，受到了上至朝廷，下至民間的頂禮膜拜、廣泛推崇。祭祀關帝的祠廟在宋元時期已經遍布全國各地。

　元初大儒郝經在《漢義勇武安王廟碑》中說：「（關帝）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成畏而敬之，而燕趙荊楚尤篤，郡國、州縣、鄉邑皆有廟。」

　宋代時出現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鄉約，內容分為四大綱領：「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建構了一套禮儀化的鄉民自治互助模式，成為宋代乃至明清鄉約鄉禮、家規家訓的範本。

　因關帝忠義節烈、護國保民的形象備受宋儒理學、民間百姓的推崇，關帝由此成為鄉約制度中主持公道，揚善懲惡，進行道德教化的全方位神明及公正之神。

　如清乾隆三年（1738年）山西永濟南郭村因村民盜竊而公議禁約，勒石記事，《南郭村公議禁約以厚風俗序碑》碑文雲：「爰與鄉約會各甲之人俱在關帝老爺廟中，公議禁止，立為條規。嗣後如有不法之人，損人利己者，拿住罰銀五錢；不服者，公舉送官。或本村傷損鄰村或鄰村傷損本村者，依此公罰處置。倘有徇情私放及退縮不前者，或懷挾私仇誣假為真者，亦依此公罰處置。」

　隆澳是廣東南澳島四個大澳之一。雍正年間，隆澳前江建起了關帝廟。每年農曆正月十八日，隆澳13鄉鄉民就會聯合舉辦一年一度的關帝巡境活動。關帝是隆澳13鄉鄉民共同祭祀的神明，鄉村之間有矛盾糾紛，就會齊聚關帝廟，在關帝像前立誓，申訴緣由。調解或裁決結果，也會被鄉民欣然接受並嚴格遵守。

　古人接受調解，而不願意爭訟，是將爭訟看成不可輕易為之的凶險之事。《周易訟卦》卦辭雲：「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意思是，即使贏得訴訟，也不讓人佩服。

　尤其古代法律制度不健全，訴訟起來費錢、費時、費力。民間俗話說「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依靠民間調解、關帝公正監察，就成了民間社會解決糾紛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尤其對商人來說，地方官對商人的敲詐勒索，致使商人訴訟成本極高，訴訟過程極長，常常一案下來，官司終結之日，也是家資耗盡之時。

　各地商業會館將關帝奉為主祀之神，除借助關帝所代表的忠義、誠信等傳統美德，宣揚「誠信為本」、「以義取利」的商業道德、價值觀外，還將關帝視為見證盟約、裁決糾紛、警示奸邪、懲治不法的商業公正之神。

　洛陽山陜會館《關聖帝君儀仗記》雲：「帝君之忠義神武實是以震浮起扉，為萬世則故。既載諸祀興祭其德而極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風示商賈，使熙熙攘攘競刀錐子母者，日夕承於帝君之旁，庶其觸目驚心，不至見利忘義，角乖張而尚狙詐也。」

　海外華人異鄉為客，出現利益紛爭，也是通過共同的關帝崇拜，建立起互信互諒、以和為貴的溝通機制，實現精誠團結、共謀發展的創業局面的。海外華人聚居地，無不在宗祠、鄉祠之上共建關廟，以彰虔敬。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