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天和人是一個整體，天災天象對應着人事的善惡行為，人的善惡行為又能夠被天所感應到，天和人可以相互感應，相互作用，即所謂「天人感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華文明的人文基礎和哲學源頭。

　上古之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繫辭上》）被聖人視為吉祥的徵兆。西漢經學家孔安國注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古人一致認為，天降龍馬，伏羲畫卦，是中華文明的第一個印記，從此開啟了燦爛輝煌、包容開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枝繁葉茂的中華文明。

　由此可知，中華文明的人文源頭在天文，中華文化的人理源頭在天理，中華文化的人道源頭在天道。

　《易經》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上天垂象是上天展示給人的徵象，上天是天地、自然、萬物的主宰，人是天地間、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包含在天道之內，而不是獨立於天道之外。有超高智慧的聖人通過敬畏天道、見微知著，發現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和原理，從而遵循天道，敬天禮人，揚善抑惡，修善積德，從而達到逢凶化吉、趨吉避凶的目的。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七十有一，還在認真刪詩正樂、編訂春秋、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等，一心整理中華文化，為恢復周朝禮制做最後的努力。同年春，魯國西狩於大野，叔孫氏的駕車人子鉏商捕獲到一隻麒麟，折其前左足，致其死亡。孔子「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為此落淚，表示「吾道窮矣」，作《春秋》至此而輟筆。並寫歌哀嘆：「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兩年後孔子去世。

　《詩經·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蒼天帝威嚴、明朗的監察天下，掌控四方，根據人的行為善惡邪正下應於人，以各種災異怪變現象警示世人，使人反省改過，從而保佑人民生活的有序、安定。

　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二「漢儒言災異」條中說，《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春秋》為儒家《五經》之一，「禮義之大宗」。《春秋》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間的歷史大事，災異記載包括「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

　孔子修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孔子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張寄寓在《春秋》中，即「微言大義」，以便後人效法及有所遵循。孟子解釋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記災異一百多條，目的在於「記災異以警人君」揚大義。如魯宣公時發生幼蝗災害，《春秋》明言宣公因「變古易常」天應之而有災，宣公於此天災後，及時反省改過，恢復古制，避免了更大災害，孔子深為宣公慶幸而書之。

　《漢書·五行志》說：「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法《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

　《春秋》是治人之大法，是治世之大法。孔子一方面強調「不以怪力亂神」，另一方面借《春秋》災異之變化，推說人事政治之善惡正邪，體現了「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在中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和影響力。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開篇講道：「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人類社會要文明進步，要與世界萬物和諧共處，就要遵循天道，敬天禮人，按照天道、天理、天地自然運行規律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不能肆意妄為，否則就會遭受天譴，自取災殃。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