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中最具氣象和格局的文化建構，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天下觀」。

　「天下」是中國古人對於世界、自然、社會和人類本身的總體認知，與古老的天道崇拜遙相對應，既有着地理和空間概念，也有着政治及文化內涵。

　古代臣民尊稱帝王為「天子」，東漢《白虎通德論》云：「天子者，爵稱也。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天子是天爵與人爵合一的爵稱，孟子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天子「受天命而立」，成為人民的共主，從而獲得「天下」，這一概念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記載。

　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便曾多次出現「天下」一詞，《尚書·大禹謨》記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西周《尚書·召誥》云「用於天下，越王顯」。

　天子雖「受命於天」，但只是代天行使天命，究其行事還是要以民心為本，積善行德，安撫百姓，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尚書·大誥》篇記載了周公論及周興商亡的原因，認為商因失道而亡國，周因立德，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着華夏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中國人的天下觀不再局限於地域、時空、人族、種群，還涉及到天人關係、政治理念、禮法秩序、社會理想、人文情懷等方方面面。從此，在古代文獻中，「天下」一詞具有了多種涵義，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極為豐富的文化精神、文化使命、文化責任和文化修養。

　歷代賢人志士往往「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勤政愛民，護國保民，造福人民，體現了一種強烈的家國天下情懷，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擔當意識。

　萬世師表的文聖人孔子，出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讓孔子深感痛惜。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就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孔子在《禮記·禮運》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描繪了人人尊老愛幼，人人誠信友善，人人團結和睦，人人分工協作，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美好社會，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孜孜嚮往和追求的理想家園。

　孔子一生都在為此而努力，周遊列國，推廣德治禮治，卻得不到當權者的認同。晚年回到魯國後，依然潛心教授門徒，整理典籍，修訂《六經》，孔子的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着積極深遠的影響。

　文聖人關帝改為武聖人關帝，出生在政治腐朽黑暗的東漢末年。關帝青少年時期便樹立了以天下為己任，志興漢室的偉大理想。《關帝聖跡圖志》第八卷記載：「……戊午，(關帝)生子平，次年己未，聖帝二十歲。遂謝父母曰：『兒已有後，足祀祖禰;今漢室將盡，宵小盈庭，誰為扶紅日，照人心者?』遂詣郡陳時事……」

　在中國人的心中，天下觀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綜合體現，反映着一個人的修養、氣度、胸懷、視野、境界、格局，及發展方向。

　《呂氏春秋》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天下觀是古人悟得大道的精華所在。

　梁啟超說：「我國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為對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雲者，即人類全體之謂……而不以一部分自畫。」

　數千年來，無數賢人志士胸懷天下，心憂天下，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捨生忘死，前赴後繼，以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遠大的理想抱負，為中華文化的傳揚發展，奠定了千古不磨的堅定基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繁榮昌盛，張揚起駛向美好未來生活的風帆。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