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從一個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變為一種信仰，最後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應當根基於關公精神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和歷代王朝以及民間百姓世代褒揚的傳承性。我們推崇關公精神，首先應當穿越歷史，研究探尋武聖關公的形成淵源。

　對於關公崇祀，史料這樣概述：「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

　儒家尊奉關公，成因應為關公祖父是個治學深厚的人，好讀《春秋》《易傳》，曾為訓蒙之師。關公喜讀《春秋左傳》，甚而「諷誦略皆上口」，遂為家風使然。

　《春秋》一書作為儒家學說主要經典「四書五經」中的「五經」之一，成為了儒家學說經世致用的學習科目；成為了儒家思想篤學踐行的文化承載。同時「仁義禮智信」又是儒家誡律「三綱五常」中「五常」的重要元素及核心內容。

　西漢時有「漢代孔子」之稱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六經」為基本教材，對諸經功用作出註解：「《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智）」，規定教育的目的就是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維繫世道人心，通過儒學的道德體系培養通經致用、德才兼備的治世之才。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立五經博士，明經取士，形成經學思潮，董仲舒被視為「儒者宗」，開啟了長達兩千多年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中國教育傳統。舉孝廉和明經取士成為文人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徑。

　唐代科舉取士，以明經與進士二科為基本科目，《禮記》、《春秋左傳》被稱為大經。史書明確記載熟讀《春秋左傳》，「諷誦略皆上口」的東漢名將關公成為文人士子崇拜尊敬的道德偶像。關公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忠、孝、仁、義、禮、智、信等優秀美德，成為儒家思想全面和完美的道德踐行者和傳承者。

　明代狀元錢福在《東光關帝廟碑記》中云：「史稱其（關公）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力學問亦自有不可誣者。」

　清代湖廣巡撫、年羹堯之父年遐齡在《重修當陽漢壽亭侯關夫子廟碑記》中云：「自孟子而下讀《春秋》者不乏人，而能於《春秋》大義見諸行事之實者，唯（關）侯一人而已。」

　儒家士子奉關公為五文昌帝君之一，與文昌帝君、孚佑帝君、朱衣、魁星合稱為五文昌，尊為文衡帝君，或稱山西夫子、關夫子，與山東夫子、孔夫子相對而稱。關帝廟對聯云：「山別東西，前夫子、後夫子；聖分文武，著春秋，讀春秋。」

　元末明初成書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風靡，關公夜讀春秋的偉岸形象更加融進儒家士子的內心，關帝託夢解題、夢授《春秋》的靈應事跡在明清兩代士子中廣泛流傳。

　關帝文韜武略、深明春秋義理的儒家聖人形象日益受到儒家士子的認可、尊崇和敬愛。《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三七云：「……今四海之內，奉聖帝之像，敬事不衰者，比戶皆然也。此無異故，蓋以聖帝大義匡時，由古之聖人也。其楷模百代，則人之師表也。其能佑庇人而切其感慕，則又不啻其祖先也。是以尊之至、重之至也。」

　明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天啟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

　萬曆四十五年，明神宗親自為關帝廟撰寫碑文，尊關帝為護國關帝，「東西配以殿六楹，祀宋岳武穆王飛，漢張顯王飛，唐張英濟王巡，許威顯王遠，雷將軍萬春，偕顯護在國威，庇在民僉。」

　清順治九年，敕封關帝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較往代帝號尤為突出關聖之尊號。這是由於「關聖帝君」的封號中，人們受皇家的影響把道教爵位中稱「帝」的封號叫得多一些，稱「聖」的稱謂仍不多見。順治之後，清康熙四年（1665年），尊關公為「夫子」，與孔夫子並稱。雍正三年（1725年），又封關公為「山西關夫子」，與孔夫子同尊。雍正八年（1730年），再封關公為「武聖」，解州關帝廟及全國所有關帝廟改稱「武廟」，洛陽稱為「關林」，文武二聖，同等禮祭，正式由國家確認，「文拜孔子，武拜關公」的皇家祀典格局，完整形成。

　香港關公文化研究會榮譽顧問

　山西運城關公文化研究學者 關新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