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西南邊陲通道侗族自治縣縣溪鎮的通道轉兵紀念館，矗立着張聞天、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五人雕塑，見證了一段紅軍長征史上的輝煌篇章。

 

    1934年底，長征初期，三萬紅軍來到湖南通道縣境內。毛澤東以其睿智的軍事洞察力，在緊急召開的通道會議上力挽狂瀾，從而使紅軍放棄北上的原定方針，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實現了戰略突圍，取得戰略轉移的主動。這次轉兵史稱「通道轉兵」。通道轉兵紀念館前的五雕塑，記錄了1934年紅軍中央軍過通道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在通道時的場景。

 

 

    通道轉兵紀念館館長鄭湘介紹，「沒有神奇的通道轉兵，也就不會有遵義會議。」通道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通道轉兵紀念館的恭城書院是這次會議的舉辦地。書院屋內，兩張拼接而成的桌子、7把有座次排名的椅子和一個炭火盆，重現了那場改變歷史的重要會議的場景。

 

 

    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934年12月9日，在經過湘江戰役的重大挫折之後，中央紅軍兵分三路進入通道。此時，離中央紅軍出師長征不到兩個月，出發時的8.6萬人，已銳減至3萬餘人。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史稱「通道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主要討論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

 

    通道轉兵紀念館解說員吳晴，指着會場一個靠邊的座位說：「毛澤東就坐在這個位置，那時他並不是紅軍的領導核心，只是列席會議。」

 

    當時，李德、博古仍堅持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紅軍的這一戰略意圖已被敵人獲悉，蔣介石早已佈置好了一個「湘西口袋」。王明等「左傾」注意冒險者依然想要孤注一擲。

 

    面對這種情況，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仍然時刻關心黨中央和紅軍的安全。每到宿營地，仍像過去指揮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那樣，讓警衛員為他搭起辦公桌、點上馬燈、鋪開軍用地圖，研究形勢變化。

 

    西邊貴州「黔軍」軍力不足、裝備又差，且是有名的「雙槍」（煙槍、步槍）兵，不堪一擊。毛澤東提出「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為什麼一定要去鑽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

 

    當時在會上，毛澤東據理力爭。會議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等大多數人的贊同。

 

    史料記載，當天晚上7時半，中革軍委在長征途中，第一次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向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電令。12月13日，中央紅軍在通道境內突然改變行軍路線，分兩路轉兵西進：一路由通道溪深渡、杆梓溪進入靖縣的新廠、平茶，然後向貴州進軍；一路由通道播陽進入貴州洪州，向黎平挺進。這個神奇的行軍路線一轉變，把幾十萬追擊的敵軍統統拋在湖南西南地區，使敵人在湘西消滅紅軍的企圖破滅。

 

    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描述：「部隊在12月佔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後，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多名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李德在多年後寫的名為《中國紀事》的回憶錄里，有這樣一段記載：在成千上萬的紅軍獻出了生命之後，毛澤東終於獲得了表達自己主張的機會，這說明共產黨高層正發生這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毛澤東來講，這是自1932年以後，他第一次參加高層會議。

 

    通道會議形成的通道轉兵，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命運，避免了北上湘西遭受全軍覆沒的危險。處於政治低谷中的毛澤東在通道重新走上革命的前台，「實際上開始了對革命的領導」，紅軍長征從此處處有「通道」。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逐步形成。通道轉兵，讓風雨飄搖的中國革命航船重新找到正確的航向，中國革命的帆船從此一路劈波斬浪，走向勝利。

 

    如今，通道轉兵紀念館於2002年5月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佈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2月被湖南省委宣傳部公佈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通道轉兵紀念館佔地面積3025.16㎡，整個陳列佈展分戰略轉移、通道轉兵、走向勝利、紅色印記四大板塊，圍繞「緬懷革命先烈、傳承長征精神」這一主題，採用了圖文、繪畫、雕塑、沙盤、聲光電、情景復原等手法，真實客觀地再現了紅軍長征「通道轉兵」這一輝煌歷史。（記者 何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