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美兩國既競爭又合作的基本結構不會改變，鑒於兩國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度，美中兩國必須共同努力、管控分歧，這是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的目標方向。

　　2014年，奧巴馬在國際、國內都是焦頭爛額。一年前，奧巴馬看起來可以在離開白宮時，結束美曆史上兩場最長的戰爭，算是奧巴馬執政期間兌現了競選承諾。然而，至今來看，非但承諾沒實現，縱觀奧巴馬這一年的執政外交路，反而是越走越下坡。

　　國際上，奧巴馬沒有實現徹底從伊拉克、阿富汗戰場抽身的競選承諾，而且深陷“伊斯蘭國”恐怖活動、敘利亞內戰、烏克蘭危機繼而引發的石油戰的泥潭中，這些都是奧巴馬外交的敗筆。國內，斯諾登泄密事件讓美監聽醜聞名聲大噪、國家形象受挫。民主黨中期選舉遭到慘敗，共和黨同時主導參眾兩院，掣肘了奧巴馬國內醫改等改革，而且奧巴馬的外交自主權也受到很大限制。為此，奧巴馬的這一年，可以說是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外交壓力。

　　中東地區、東歐出現的危機，讓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投入也在遭受質疑，而作為當今世界第一、二大經濟體，中美關系如何發展影響著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局勢的發展。2014年國際形式的發展，使得這一年中美關系的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性。

　　奧巴馬繼續通過“重返亞太”實施戰略再調整，力圖實現在其任期內美國絕不當老二的豪言壯語，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和存在感。在經濟層面，美國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談判，意在打造新的世界貿易規則，拉攏周邊國家，削弱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的依賴。美國倡導建立的TPP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中國被排除在外，美國主導的區域貿易機制，建立美式新規則，其中不乏針對中國的一面。APEC會議期間，中國作為東道主，主導啟動亞太自貿區(FTAAP)建設並公布路線圖，FTAAP不排斥現有的亞太多區域性、多變的自貿協議，並且在其基礎上進行融合、創新和發展，有了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參與和推動，更有利於推動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任何意圖畫地為牢建立經濟小圈子都不會是順應潮流的做法。中國東盟自貿區、中韓FTA、中澳FTA等各種多邊貿易合作，都致力於減少與區域貿易夥伴的一系列貿易壁壘，打造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的自由便利化。亞太地區現存的多框架合作形式，已經證明了亞太地區國家都會從本國的經濟利益出發，理性選擇本國外交方向，即便美國倡導的TPP日後有所成就，也很難在亞太完全孤立中國，中美在經濟全球一體化時代，兩國經貿關系已不局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美國布熱津斯基由此曾經寫到，“全球化時代已經啟動，一個主導性的力量除了執行一項真正體現全球主義精神，內涵的外交政策之外，將別無選擇。”由此可見，中美關系更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

　　軍事層面，奧巴馬進一步加強與傳統盟國的關系。同時，不斷整合現有資源，力圖尋求新的盟友，即“維系老朋友，整合既有資源，尋求新夥伴”。加強與現有盟友的合作，不斷強化的美日軍事同盟，美韓、美澳軍事同盟都是美國在東亞地區既有的老夥伴。而且，自2011年5月南海爭端再次爆發以來，美國就不斷加強與菲律賓和越南的軍事合作，組織多次“雙邊”“多變”聯合軍演。同時，加強在澳大利亞、新加坡的軍事存在，並加強對東亞現有軍事資源的整合力度。 然而，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政府債務不斷升高，美國國內削減軍費使得美國難以維持其在海外龐大的軍費開支，盟友不僅怨聲載道、對其不滿，而且紛紛擔心美國已經沒能力保護盟友安全。

　　可見，正從危機中複蘇的美國已無力承擔大量的軍費開支。美國從2011年底開始的削減軍費數字呈逐年上升趨勢，這預示著美國針對亞太的軍事部署將在未來受到限制。而隨著中國軍力的不斷提升，美國想在亞太地區用軍事掣肘中國的想法似乎已經不太現實。中國一向強調遵循純防禦型國防政策，但對於國家的核心利益我們也是也寸土必爭。

　　縱觀2014年，中美兩大國圍繞國家利益的博弈可謂此起彼伏，美國戰略調整重返亞太不僅帶來了南海、東海矛盾的激化，也使得亞太局勢呈現緊張，一度引發國際社會擔憂。但APEC期間，中美兩國元首中南海瀛台夜話使兩國關系的走上陽關道，“習奧會”談了什么似乎不再重要，兩國最高層會晤釋放出了強烈的信號，即中美雖然存在制度和利益上的差別，但是，中美關系唯一正確的態度是坐下來談，中美關系合則兩利、鬥則兩敗。

　　面臨全球化挑戰，美國早就應該拋棄零和博弈思維，許多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比如埃博拉病毒、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氣候變暖等問題上離不開中美大國的共同參與。雖說G2 戰略的中美共治概念只是一個幻想，但也是對中美關系重要性的承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美兩國既競爭又合作的基本結構不會改變，鑒於兩國日益增強的相互依存度，美中兩國必須共同努力、管控分歧，這是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的目標方向。(文/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