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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 意味着不依附任何权力

2015-01-23
来源:晶报

1月10日下午,“第一朗读者”第三季“深圳为你读诗”第九期活动在深圳中心书城南台阶如期举行,这次活动邀请到的主题诗人为王家新和世宾。

记者趁此机会采访了诗人、翻译家王家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朦胧诗”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同时他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代表性诗人。对于诗歌介入公共空间,他说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应该值得鼓励。诗歌的生命是在阅读中焕发的,不读它就是死的,只有读了,诗歌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心灵,从而产生共鸣。王家新的另一个身份是诗歌翻译家,他说在译诗的过程中能深深感受到另一个自己;译诗最好是经过诗人之手,只有诗人才能译诗。

诗歌的生命是在阅读中焕发的

晶报:现在,很多公共空间的阅读选择也变得多元化,有广告、视频、表演和歌唱等,可供娱乐的精神产品也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试图介入这种公共空间会使大家对诗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吗?

王家新:很难说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但肯定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诗歌是人们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像“第一朗读者”的活动,它是面向观众唱诗、朗诵诗和戏剧表演,这也是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沟通。因为诗歌的生命是在阅读中焕发的,不读它就是死的,只有读了,诗歌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心灵,从而能产生共鸣。

晶报:对于诗歌跨界的表演,您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王家新: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值得鼓励,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尝试都是成功的。这种诗跨界的表演,我在国外也见过很多次。前年,我应邀参加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当晚的开幕式,有一位德国音乐家演唱了我写汶川大地震的诗《哀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在现场用钢琴伴奏来演唱效果那么好。

晶报:诗人参与的跨界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诗人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来。

王家新:是的。我在微博上转过一个德国诗人、女艺术家演唱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的视频,很多人为之动容,这首诗是策兰描写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故事。虽然这位女艺术家的表演也是独具一格的,但我后来又找到了策兰读这首诗的音频,感觉更棒,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内心想表达的语感和冲动,所以我更倾向诗人自己读诗,不要任何的东西干扰,你要相信诗歌本身的力量。

在1980年代,读诗叫“浪诗”

晶报: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见证者,您会怀念那个年代的诗歌热潮吗?

王家新:现在的人都进入老年了(笑),提前怀念起80年代了。好像大家都认为80年代是诗歌多么辉煌的年代,其实这里面也有虚幻的成分。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经历过“文革”后,大家在精神上都非常饥渴。我们那种相信一切的狂热,到最后都分崩离析了,只留下一堆精神的废墟。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大学校园里三天两头就冒出一个诗社,但不意味着那个年代就产生了多么伟大的作品。80年代对我的诗歌来说只是一个练习期。

晶报:您是1980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也曾参加过不少诗会,您能回忆起80年代的诗会与现在的诗歌交流会有什么不同吗?

王家新:80年代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举办一个诗会很艰难,不像现在那么容易。那时我曾到北京参加杨炼、芒克和多多等搞的幸存者诗会,我们叫“浪诗”和“砍诗”,不叫朗诵诗。往后90年代,黑大春也试图把诗歌和摇滚结合在一起。现在的诗歌交流会就很多了,但有些诗会就开始逐渐变味了,经常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

晶报:19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群与“民间写作”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作为其中一份子,您当时也发过言。

王家新: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会出现这样的争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我在当时的发言也成了争论的焦点,而民间写作者于坚在争论之前就写文章提出,诗的去向有两种:一是书面语,二是口语,他们则是坚持口语写作。我主要针对于坚提出的诗歌观点,他这样的观点只是简单的概括,因为我的诗中也有口语。我认同诗歌写作是经过个人的整合和提炼,不管是书面语写作还是口语写作,它们只是诗歌语言的一部分。

“我希冀我的诗不断自我反省”

晶报:从那场争论以后,诗歌语言表达的矛盾在于是坚持口语写作还是书面语写作。

王家新:于坚、韩东等是坚持口语写作的,但于坚的口语诗,也是经过提炼的。另外,当年于坚说,拒绝隐喻。事实上,他很多诗就是隐喻。因为隐喻就是一切语言的基础,语言本身就带有隐喻的性质。后来于坚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最初叫“拒绝隐喻”,后又改成“隐喻后撤”。当然,我也理解于坚的观点。我们在1990年代的写作,也是对朦胧诗写作方式的修正,但是我们也继承了朦胧诗的独立精神。

晶报:您的创作曾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今天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家新:我没有明确说过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只是以前写过文章提到知识分子的写作精神,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在西方是不会这样提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需要知识分子写作保持独立、清醒,这意味着不依附任何权力;具有批判性的、内省的精神。

晶报:吴晓东说,可以把王家新喻为“寻求词根”的诗人,这“词根”构成的是诗歌语言与生命存在的双重支撑。从创作诗歌开始,您一直在求变,我想知道诗歌在您的手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王家新:这个很难说清楚,但我希冀我的诗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及向内的东西。这是一种说法,诗人也是通过语言来工作的,其价值意义也是通过语言本身来决定的。诗歌语言不是一种技巧,还是要有自己的“词根”,才能站得住脚跟。我的写作从早年到现在,可以说我是有自己的内壳,一切东西都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译诗最好是经过诗人之手

晶报:我知道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翻译家,诗人译诗会跟其他人译诗有所区别吗?我很愿意读诗人译的诗,感觉诗人对每一首诗都怀有崇敬之心,我觉得这样才能译出好诗。

王家新:一般来说,译诗最好是经过诗人之手,这在西方是一个惯例,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译诗不同于其他翻译,它不是意译的翻译,而是把一首诗翻译成另外一首诗,无愧于原作的诗,这是对诗歌翻译的要求。作为一个诗人,译诗也是他另一种写诗的方式,寄托了他对诗歌的爱,很多诗人为此都下了很多功夫。这与一般的学者的翻译不同,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出版社的要求,评职称等。

晶报:去年,您也出版了两本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和《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您选择翻译的作品有什么要求?

王家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大部分是我比较热爱的诗人,在翻译这些诗人的诗时,我能深深感受另一个自己。另外我也在做诗歌翻译研究,比如我翻译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诗,主要是因为那是他和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合译的,我想探讨一下这种性质的“诗人译诗”,就译了。

晶报:我发现您译的这些伟大的外国诗人中,都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背景——“苦难”。诗人朵渔说,在苦难中直接书写苦难,主动承担起一个诗人的良知,在很多诗人看来会有一种滑向“非诗”的危险。您是怎么看的?

王家新:很多人在译介和解读俄罗斯文学和诗歌时似乎已经习惯去渲染苦难,这些诗人、作家确实经历苦难,甚至成为苦难命运的牺牲品,像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但这些诗人了不起的地方是把苦难转换成了音乐,同时他们始终维护着诗的本质要求的东西。我在翻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时,是想把她最闪光的东西翻译出来,而不是苦难表面的东西。

晶报记者叶长文

王家新

1957年生于湖北,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出版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在你的晚脸前》等;翻译有叶芝、奥登、卡内蒂、策兰、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夏尔、阿米亥等人的作品,出版有《保罗·策兰诗文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和《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等。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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