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沈 微信公眾號：老沈一說(laoshenyishuo)
首先要聲明，這篇文章並不是來批判《穹頂之下》的。相反，柴靜的這部作品，無論從包裝的精美，文案敘事的設計，采訪對象的深入，還是數據的翔實程度來看，都非常值得喝彩，甚至有可能成為整個中國科學傳播史上的經典之作。但是，跳出那些感情敘事的框架之後，我只能說，《穹頂之下》雖然感動了我，卻沒有說服我。從更理性的角度出發，如果不把霧霾當做“私人恩怨”，而作為一項公共政策來談論的話，似乎有更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霧霾的危害具體有多大?這在科學界其實並沒有確切的定論。柴靜在片中引用了前衛生部長陳竺的研究，認為每年因空氣汙染而早死的中國人約有50萬(其實陳的原文是35-50萬)。但是這只是很粗略的估計，由於缺乏更詳細的研究數據，我們很難知道這樣的結論可靠度究竟有多少。
在整個科學界，對於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剛剛有所進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其實並沒有發現大氣細顆粒漂浮物對於肺癌有什么關系，2013年，當鍾南山宣稱空氣汙染導致肺癌增加的時候，還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駁。直到2013年底，根據幾個最新的調查，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才首次把大氣汙染物列為一級致癌物。
不過，這些調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國家做出的，而中國的PM2.5濃度往往是這些國家的幾倍甚至十幾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濃度，會導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這個算法，光是大氣汙染一項，就能導致中國的肺癌死亡率比歐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實際情況中，中國的肺癌死亡率雖然略高，卻遠未達到如此誇張的程度。所以這些研究中發現的線性關系，能不能簡單地拷貝到中國，還是比較有疑問。
當然，很多人可能要說，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嗎?至於它每年究竟導致10萬人還是50萬人死亡，有多大意義嗎?
但這恰恰是在公共決策層面至關重要的一點。如果不把霧霾當做私人恩怨，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為霧霾付出的具體成本大約是多少。因為社會的決策，它不是講溫馨講情懷講故事，任何一個社會選擇的背後，往往都是冰冷的經濟學核算。很少有東西是無本萬利的，任何選擇都有得有失，我們要討論的，是它“值不值得”。
柴靜自己曾在博客裏寫過一篇關於DDT的故事：當年農藥DDT被發明出來，用來消滅蚊蟲，減少瘧疾。但是1962年，蕾切爾·卡遜發表了著名的《寂靜的春天》，指出DDT致癌，並汙染環境。《寂靜的春天》後來幾乎成了環保主義者的聖經，並最終導致了DDT的全面停用。
聽上去棒極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後，又沒有同樣有效的藥物來對付蚊蟲，這使得非洲瘧疾的發病率飆升，僅南非的一次瘧疾大爆發，就導致了至少10萬人的死亡。因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相當於每天都有“7架坐滿兒童的波音747失事”。
為此，科學家們開始呼籲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采納建議，並迅速把瘧疾死亡人數降到50%以下。後來，連世衛組織都開始號召非洲國家重新使用DDT。
但此時，已經有大約2000多萬人死於瘧疾之下。後來著名作家邁克爾·克萊頓曾說，《寂靜的春天》一書所殺的人，大概比希特勒還多。
在這裏，我並不是要對環保黨進行什么非議。把柴靜自己曾講過的這個故事拿出來，無非是想說明，當進行一項公共決策時，我們不能僅僅只是訴諸感情。DDT汙染環境好不好?當然不好。但是如果汙染環境能夠拯救2000萬條生命呢?我們這裏要問的是“值不值”，而不是“好不好”。所以，光是大罵一樣東西“很壞”是不夠的。我們至少應該追問三個問題：它“具體有多壞?”，“有沒有更壞的?”，以及”沒有它會不會更壞?”
霧霾問題也是一樣。但凡是個正常人的，恐怕沒有誰會喜歡霧霾，誰都知道霧霾對健康不好。但只有定量地做出分析，我們才能搞明白，在公共資源投入上，如何分清輕重緩急。比方說，如果要具體地應對空氣對人們的健康影響，我會建議更多地關注吸煙問題。從科學角度來說，吸煙對於健康的影響要遠比PM2.5來得明確，在所有的肺癌中，大約60-80%是由於吸煙所引起，而室外大氣汙染恐怕不到10%。實際上，吸煙也是產生PM2.5的過程，一支煙就能產生濃度相當於633微克/立方米的PM2.5。而中國每年因吸煙而致死的人數，在120萬以上。
有人說，吸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能和空氣汙染相比。但真的是這樣嗎?中國有88%的人在家裏被動吸煙，60%的人在公共場所被動吸煙，30%的人在工作場所被動吸煙。特別是在不吸煙的婦女當中，因為二手煙而患上肺癌的概率，恐怕還要高於大氣汙染。中國每年有約10萬人死於二手煙，光是這一點，就不比燃煤造成大氣汙染的危害小多少。
公共場合禁煙在中國難以徹底貫徹實施
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當你開始擔憂孩子的呼吸時，煙草是遠比霧霾更嚴重，也更緊迫的問題。很多人不知道，中國的PM2.5數值在過去的十年中，其實都是逐漸下降的(之所以最近才鬧得凶，只不過大家以前不知道而已)，但吸煙人數卻正好相反，它還在上升，尤其以青少年和女性為甚。
然而在媒體宣傳上，霧霾卻遠比控煙要更受重視。從2012年開始，霧霾就是媒體最喜愛的話題之一，查查百度指數就知道，它受關注的程度遠高於控煙。誠然，煙草也是政府壟斷，且利益牽涉極廣的行業，在現實中也很難一下子改變，但在媒體關注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別，這不免會產生一些誤導作用。這裏並不是說不能關注霧霾，只是說當我們把健康問題和霧霾掛鉤起來的時候，最好有一些定量的概念，才能更客觀地進行相關的討論。
其次，真正關心公共問題的人應當能夠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非白即黑，有百利而無一害。就像DDT的問題上一樣，我們要討論的並不是DDT是否有危害，而應該是DDT帶來的好處是否能夠抵消，甚至超過它的危害。這就是所謂的tradeoff，或者叫做利害權衡。我們曆來的討論中太缺乏這種精神，一件事情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偉大光榮正確，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十惡不赦。我原本期待《穹頂之下》能夠更深入、更客觀地來比較在霧霾問題上的各種利弊，但是它似乎在這方面並沒有做得太多。
在漫天霧霾的同時，北京也是全國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
在片中，我們反複看到對於環境問題單方面的大幅渲染。柴靜把她的女兒關在屋子裏，面對著外面灰蒙蒙的天空：這個城市會傷害我嗎?答案是：會。但問題是，它更會在其它方面補償你。就PM2.5的濃度而言，雲南是全國環境第二好的地方，而北京則是倒數第二。然而，北京和雲南的人均壽命卻恰好倒了個個：北京全國第二長壽，平均壽命80.18歲，雲南則倒數第二，平均壽命只有69.54。這就是經濟發展，醫療資源的增長帶來的好處，它遠遠地抵消了環境帶來的危害。
如果我能夠選擇，我情願讓孩子出生在霧霾蒙蒙的北京，而不是山清水秀的雲南。這樣，如果運氣不是太壞的話，他能陪伴自己的家人多度過十個溫馨的年頭。
而很顯然，大批的人跟我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他們頂著霧霾，忍受著高房價，源源不斷地從各地向北京湧來，使得北京的總人口在十年內增加了一半。他們是不知道霧霾不好嗎?當然知道，只不過他們做出了自己的tradeoff，他們認為相比於其他好處來說，忍受霧霾的代價是“值得付出”的。
我一直希望能看到公眾進行比較認真的討論，即從定量角度來看，霧霾到底值得用多少GDP去“換取”?而不是永遠單方面的發泄，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發展GDP，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環保。在經濟學上，沒有什么東西是值得“不惜一切”，或者以無窮大的代價去換取的，我們的決策也應當是兩種訴求的平衡。有人說，用健康來換取經濟的發展，又有什么意義呢?但問題是，不發展經濟，這也是要用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來換的啊。
正如上面說的，經濟水平是決定人均壽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對於“健康”的影響要遠遠超出了霧霾的汙染值。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哪怕再“環保”，你的平均壽命也要比汙染大省低。在中國，東部省份平均每個人能比西部多活十幾歲。事實上，如果做回歸分析的話，各省的PM2.5濃度和人均壽命甚至是正相關的，也就是PM2.5越高的地方，人均壽命反而可能越長。這並不是說PM2.5對健康有好處，而是說在汙染高的地方，往往經濟也比較發達，它對你健康的“補償”要大於汙染帶來的損害。
關於中國各省經濟和平均壽命的關系，有過一些粗略的分析。有人建立過線性模型，大約認為人均GDP每增長1000元，能換來當地0.3歲的壽命增長。而霧霾造成的健康損失呢?之前有科學家發表論文，認為北方因為供暖燒煤導致平均損失5.5年的壽命，但並未獲得廣泛認可。最近又有人做了推算，認為PM2.5導致了我國74個城市中的居民平均“減壽”1.48歲。
把這兩個數聯系起來，我們會得出很有意思的結論，就是如果我們能以不超過人均5000元GDP的代價消滅“霧霾”的話，那就是劃算的(2014年我國人均GDP約4萬5)。而如果我們為了消滅霧霾，導致GDP的損失超過了人均5000元，那從“健康”角度來看，反而得不償失。因為大量的資源花在了環保上，或許會導致醫療衛生設施的不足，反而導致人均壽命降低。
當然，這只是非常粗略的計算，其中的數字和邏輯顯然是不嚴密的。這裏只是想說，霧霾治理問題應當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收益-損失分析問題，而不是工業黨和環保小清新們的整天對罵。這裏的損失和收益不僅僅只是錢，談錢也許太俗，我們來談命。霧霾會導致人早死，這是命。但是，如果為了消除霧霾造成大面積失業，就不會鬧出人命了嗎?最近《柳葉刀》的精神病學期刊上發表文章，認為失業率是影響自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63個國家的調查中，每年大約有4萬5千人因為失業而自殺。我們願意以多少命來換多少命?這就是殘酷的現實決策的問題。
再比如，霧霾是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副產物之一，《穹頂之下》裏對如今城鎮化的規模進行了質疑，但是，中國真的已經過分城鎮化了嗎?顯然是沒有嘛。2014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才54.77%，還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城鎮化中涉及的也不僅僅是錢，也有大量的人命。20年前，中國農村女性的自殺率之高，一度引得全球矚目，而隨著快速的城鎮化，中國婦女的自殺率快速下降，從每十萬近30人下降到如今的每十萬不到10人，光這一項，每年就挽救了約6500條生命。當我們抱怨城市化帶來汙染的時候，也把這些人加到天平上吧。
還有嗎?有的。如今中國每年出生1600萬人口，而男女比例竟然達到了驚人的1.17:1，導致未來的“光棍”問題成為熱點話題。但在這背後，每年多少女嬰還未降生就離開了人世呢?假設正常的男女比例是1.06:1，很容易得出，每年因為“重男輕女”等觀念而導致的“被殺女嬰”大約有80萬之多(“被殺”也包括提前流產等)。這些人的命應該怎么辦?慢慢等待觀念的改變和風俗的改變嗎?也許正如柴靜說的那樣，我們不應該再等待，不應該再推諉。城鎮化是最有效地解決男女歧視問題的方案，通過進一步的快速城鎮化，我們可以挽救這每年80萬無辜的女孩。如果這會進一步加深環境的汙染，這值不值得?
可能又有人要說了，《穹頂之下》正是在告訴我們，追求GDP不一定代表汙染，追求經濟進步不一定會產生霧霾啊。但正是在這一點上，柴靜並沒有能夠說服我。因為這個口號太誘人了，太理想了，太完美了，太多的人都曾經許諾過這樣的烏托邦，所以我不得不以極為警惕的心態來接受，以極為小心的態度來看待她的論證。曆史已經告訴我們，當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影響國家決策時，最終會導致什么樣的結局。
中國要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
但在全片中，我所能歸納出的，無非是這樣幾條提議：首先是明確執法主體，加強環保部職權，有法必依，對此我舉雙手雙腳贊同。但這究竟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並不構成論證關系。從片中我所能得到的結論，無非是眾多小鋼鐵廠如今利潤極薄，再一加強環保就要紛紛倒閉了，所以幹脆停止補貼，把這些落後產業淘汰，然後就能自動升級為既不汙染環境，又能保持經濟不倒退的高級產業了。至於新的產業是否能容納相同的就業人口，能在多久之內完成，是不是符合經濟需求，這只能靠自己想象。從歐美的轉型曆史來看，我對此是抱有懷疑態度的，當然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此不詳細展開。
其次，是能源轉型，這條就把我徹底驚住了。作為一個煤多油少的國家，柴靜居然建議中國放棄煤炭，而轉向需要嚴重依賴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但這需要多少成本呢?可行性又如何?對此卻只字未提。當然我承認，這樣龐大的問題不可能在一部短短的紀錄片裏說清楚，但《穹頂之下》隨後拋出的兩個說法卻有點匪夷所思。首先是認為只要打破“三桶油”的壟斷，石油產業就能自己進行創新，提高品質，減少成本。我在這裏不去揣摩這是不是適應當下形勢的又一盤“大棋”，我也不反對打破石油行業的壟斷，但我強烈懷疑打破壟斷之後，行業就能自動創新的說法。柴靜似乎忘記了，她所反對的煤炭行業，正好是打破壟斷，充分競爭的呀，為什么質量越來越差，反而不見創新呢?
其次，是說打破壟斷之後，我們很快就能探明更多的油氣儲量，天然氣產量很快就可以翻番。這番聽上去頗有些大躍進氣派的言論究竟有何根據，我無從得知。但《穹》片隨後用了英國作為論據，說英國自從1952年倫敦汙染事件之後，很快從煤炭轉型到了石油，並從此實現了環境的改造。事實本身我不否認，但《穹》片沒有提到的是，英國雖然在1956年通過了空氣清潔法，但直到70年代發現了北海油田之後，石油占能源的總比例才飛速上升。而要把我國的未來能源寄托在發現一個新的，未知的大油田或者大氣田之上，我總覺得有些不太可靠。所以不好意思，想要說服大家接受這一點，柴靜恐怕還得再舉出更多的證據才行。
實際上，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用煤還是用石油，這並不對空氣汙染問題造成本質上的影響。我國的煤電廠，其環評標准本身是極為嚴苛的，只要能夠徹底執行，並不對環境產生大的壓力。事實上，今天在英國，煤炭占能源結構的比例反而又在逐漸上升。所以實際地說，要想治理霧霾，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放棄煤炭。比較有效的辦法反而是關停更多的小火電廠，留下少數易於監督管理的大電廠，實行嚴格的環保標准和監督。原則上，這仍然是一個成本的問題。至於《穹》片中未提到的更多清潔能源，如水電、風電、核電、太陽能等，自然也都可以在考慮之列。
但這些仍然並沒有解決我之前的疑問，也就是《穹》片中並沒有提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中國可以很快地邁入又發展經濟，又不產生汙染的階段。因此，作為一種呼籲，我認同柴靜的努力，她讓更多人開始關注環保問題，這當然是極好的。但對於她的觀點，我仍然抱有懷疑的態度。作為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更詳細的關於霧霾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討論，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來權衡其中的利和弊，而不要訴諸沖動，理所當然地把“霧霾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治理”作為默認前提。
畢竟情感攻勢之後，理性才是實際解決問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