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近期出臺新一輪扶貧工作通知，要求將川內88個貧困縣納入四川省級領導及省直部門的精準扶貧工作范圍內。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時期，包括重慶、云南、貴州等西部多個省市均以高規格的形式啟動了新一輪的扶貧工作計劃，而其扶貧的最終目標一致指向了2020年同步建設小康社會。

　　但四川省扶貧移民局局長張谷稱，長期以來，西部地區的扶貧主要主要靠行政手段來推動，未能從法律層面予以規范和固化。

　　多省市下達“軍令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14年，川滇黔渝四省市的貧困人口總數約1862萬人，占該統計年度的全國貧困人口的26.53%。其中除重慶的貧困人口為165萬人外，川滇黔三省均超過500萬人，其中貴州省以623萬人居全國第一，同時占該省人口總數的17%。

　　而根據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設要求，上述西部四省市需要在2020年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社會，其中，消除貧困人口成為能否實現該目標的重要考核指標。

　　在這樣的情況下，近期召開的西部四省市扶貧工作會議，其參會人員的級別和人數均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今年6月云南召開的扶貧工作會議，被多位云南省政界人士形容為：“聲勢浩大，多年未見。”

　　而在重慶的扶貧工作會議上，各區縣領導則被要求以立“軍令狀”的方式完成扶貧任務，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稱，“貧困區縣和貧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

　　在未來西部地區的扶貧工作需要解決怎樣的問題？2015年4月，四川省曾進行過一場由38位省級領導和50位廳級領導帶隊，覆蓋160個縣市區的大規模的扶貧集中督查調研，此后推出了《全省扶貧開發工作督查調研情況報告》。

　　作為西部經濟實力最強的四川省，其貧困存在的突出問題表現在：一是縣域經濟實力弱，扶貧攻堅投入乏力。二是自然環境條件差，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三是產業發展水平低，貧困群眾增收困難。四是社會事業欠賬多，農村公共服務不足。五是貧困村基層黨組織弱，帶領致富能力不強。

　　而即使已經出臺的扶貧項目計劃，也發現并未充分體現基層和貧困群眾的意愿，呈現扶貧項目粗放單一，缺乏針對性。而部分片區縣將工作重點落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對精準扶貧關注不夠、用力不足，還存在認識和共識進一步提高和深化的問題。

　　同時，督導調研組還發現，在四川省的扶貧工作中，存在涉農資金上級要求與基層需求的矛盾。即目前涉農資金主要還是按照行業需求和規劃要求來安排和使用，縣級政府缺乏整合的相關權限，圍繞基層和貧困群眾需求精準發力不夠，有效性不強。

　　扶貧資金存在缺口

　　在扶貧的具體方式上，21世紀經濟報道在梳理上述西部四省市的扶貧工作時發現，利用“互聯網+”技術來幫助扶貧，成為目前西部省市均倡導的新方法。

　　如四川省出臺的新一輪扶貧計劃稱，要指導貧困縣把精準扶貧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園區培育、全面深化改革、對外開放合作、創新驅動發展等結合起來，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加快“互聯網+”與發展特色產業深度融合，提升縣域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帶動貧困群眾脫貧增收。

　　而在今年6月底召開的生態文明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要持續做好西部地區的扶貧工作，有兩個問題需要深入的研究：一是開放式籌集扶貧資源，即在增加單項扶貧資金投入的同時，要增加并矯正行業扶貧資金的標準機制。二是開放式的配置扶貧資源。特別是貧困地區多數生態比較脆弱，應加大扶貧攻堅力度。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得的上述四川調研報告顯示，扶貧資金存在缺口，成為了當前扶貧工作的阻礙之一。

　　上述“督查調研報告”稱，四川省面臨的矛盾是：扶貧成本高，對政策、資金、項目等各類扶貧資源需求量大，但扶貧資源供給嚴重不足。

　　僅就資金問題而言，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王一宏稱，四川省在2020年前完成扶貧開發的目標，需安排資金將超過千億元，其中還有數百億元的籌資壓力。

　　“財政資金不能完全滿足扶貧開發的需要，重要的是要通過政府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本的參與”，王一宏稱。

　　就解決方式，王一宏稱，財政提高扶貧支出是必然趨勢，即未來四川省將“無條件”讓渡資金給貧困地區，同時，不再強制安排其用于某一項目，提高貧困地區的扶貧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