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他的前一本书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问我：“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会回答说，我们学哲学的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现在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的力量。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失措之下问道：“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

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句话大家同样耳熟能详：“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后面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的认同。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如果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剥削”“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全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去推翻这个旧世界，去建立一个新世界？当然，正因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为理念可能让我们上天堂也可能使我们下地狱，所以就不应该让某一种特定的理念去占据讲台、电台、电视、报纸或者网络，而是应该充分借助思想的自由市场，让每一种理念和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面进行竞争。就像张维迎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

让我们来读一读宪法。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说到语言的腐败，我特别认同张维迎教授《理念的力量》第17章“语言腐败及其危害”中所传达的观点。什么是语言腐败？用张老师的话说，指人们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这就是语言的腐败。语言的腐败至少有三种严重的后果：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其次，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腐败。张老师引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我非常认同：“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第三个后果是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对于以上观点，我无一字不赞同。如何避免语言的污染，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保持智者的审慎，避免误用或者滥用超级概念或者宏大概念。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基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五年之后，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生气。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忆他们的争论的，他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的语言。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的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止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在谈完理念的力量、语言的腐败之后，最后我想谈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他在《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暴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厌恶的。这种暴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这个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老师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为什么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出于这种直觉，出于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我现在还记得7岁那年的一天，我们三线厂的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大家可能太年轻，不知道“三线厂”是什么意思。为了备战假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当年在各种各样偏僻的山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工厂，我从小长大的那家工厂对外号称卖生产化肥的，其实可以随时转产炸药。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须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悸。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暴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方说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说到民主，我们就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说到美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加上“邪恶”的。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于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中说我们存在的六种道德基础的知觉，分别是两两对应的十二个概念：第一，关爱和伤害；第二，自由和压迫；第三，公平和欺骗；第四，忠诚和反对；第五，权威和颠覆；第六，神圣和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对比可知，专制主义更关心的道德基础应该是后三个：忠诚和陪伴，权威和颠覆，神圣和堕落。

本文为周濂新书《正义的可能》序言

正义的可能

作者: 周濂

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8

本书是周濂此前精彩的哲学随笔《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在理性与常识之间拓展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空间，为每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和试图实践理性人生的读者，提供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