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和股市的非理性震盪，外界唱衰中國經濟之聲不絕於耳，更有海外經濟學家稱，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模式」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形勢。接受本報采訪的專家表示，事實上中國并不存在一個凌駕於普遍經濟規律之上的「中國模式」。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亦只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結果。目前，中國仍然存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空間，而當下中國經濟之所以減速，只因改革推進不力，未能遵循新形勢下的經濟規律，使市場活力下降、企業競爭能力下降。種種困局考驗著中國政府改革的決心與毅力，而西方國家曾經擁有過的高速增長經驗，值得當下的中國借鑒。香港商報記者伍敬斌

　　巨大成就來自遵循市場規律

　　一提到「中國模式」，人們首先想起的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那里，「改革開放」和「中國模式」這兩個概念，幾乎是可以交換使用的同義詞。實際上，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中國模式」繞不過去的源頭。中國政治兩千餘年的政治傳統影響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趨向於「中心驅動」模式，即政府是「主導型政府」或「強勢政府」。主導型政府便於資源集中、行動高效，是成就「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相反，歐美社會體系由各個社會功能自主組成「網絡驅動」的契約模式，少有政府干預，多進行自我管理運行。今天，「中國模式」與「歐美模式」的差別根本上與此相關。不過，政府主導的同時，「中國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績，在於對外開放大量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其他模式的經驗。對外開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學習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質。新加坡東亞問題專家馬凱碩曾總結出亞洲幾大模式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結果：自由市場經濟、熟練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實用主義、和平文化、法制及強調教育。反觀中國模式，也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方的這幾大智慧。同時「中國模式」還學習了亞洲內部的「日本模式」「亞洲四小龍模式」的成功經驗。集中而高效，再加上穩定的國內局勢和全球化浪潮的機遇，中國利用「人口紅利」和「出口導向型」經濟，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取得了讓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不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近年間跌破8%后宣告結束。最近幾月間，從A股的連綿動盪到人民幣驟然貶值，中國似乎正不斷向世界傳遞著有關經濟健康狀况的不確定性信號。與此同時，無論是對滬深股市多管齊下的干預，還是對匯率政策的突然調整，中國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的諸多努力與嘗試，卻往往伴隨著預期之外的市場波動。

　　中國模式

　　要宣告失敗了嗎?

　　中國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王占陽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事實上，中國并不存在一個可以凌駕於普遍經濟規律之上的「中國模式」。從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為止，三十年間，中國經濟都處在過渡狀態。而把經濟發展的某一個階段，稱為一種模式，將其固定下來，這是不妥當的，每一個過渡的階段都會被未來的演變所替代，其結果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在王占陽看來，不存在中國模式是否失敗的問題，現今中國的問題是能否通過改革，為未來的中國經濟創造一個積極的成果。

　　改革遲滯高增長放緩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曾撰文稱中國模式已走到盡頭。不過，他在近日的采訪中亦表示，雖然短期內中國經濟有「硬著陸」的風險，但長期來看他看好中國經濟。他認為，中國的城鎮化還在進行，如果細數，有很多值得關注的領域：比如隨著城市化進程，可以創造出更多服務業的新領域;環境投資也有巨大的增長潜力;有關公共消費、健康和教育方面也存在大量機會;當然還有創新領域，創建一家創新型公司并不需要大量的資金撬動，這和今天西方所做的事情一樣。但問題在於對時機的把握，需要在舊的領域出現衰退時，讓新的增長機會及時補充進來。長期而言，馬丁·沃爾夫看好中國經濟。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如何讓新舊領域得以及時對接，是一項非常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也需要時間才能實現。

　　在2008年底，中國正在遭受經濟危機。王占陽說，當時他預言，如果中國的改革能夠進行順利，中國經濟還能夠按照8%至9%的速度高速發展三十年。他的理由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仍然很大。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同。對於發達國家來說，經濟增長是「微弱補充型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的正常速度是1%至2%，如果處於4%以上就會出現經濟泡沫。而中國的經濟增長空間非常之大，雖然僅僅看一線城市與省會城市在外貌上與發達國家相近，但實際上無論是在這些大城市的內部，還是全國東西部的發展差距都是非常巨大的，不管是人群上還是地域上，中國還遠未達到現代化標準。在這樣大的發展空間下，中國繼續實現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應該說是有可能的。然而為何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開始下滑呢?王占陽認為，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嚴重缺陷。在中國加入WTO以后，市場化改革不僅在很多領域出現了停滯，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倒退，政府宏觀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伸進了更多的領域。這些現象在「十八大」以后有所改善，但市場化改革到目前為止仍行進緩慢，例如利率市場化改革，鄧小平在80年代就提出的議題，到現在仍未完成。市場化改革還包括產權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這些改革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未能有效推進，另外，國企所占的比重也過大，民營企業受到的限制太多。種種因素造成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市場活力不足。而激活整個市場的活力，分配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

　　分配制度改革決心不夠

　　市場活力不足，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重要一點就是民營企業處境艱難。而近年來，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的一大標誌就是人力成本的大幅上升。王占陽認為，在上一屆政府執政時期，面對分配不公的輿論壓力，采取的對策出現了失誤。政府把改善民生的壓力推給了民營企業，造成了工人工資大幅上漲，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王占陽在當時的一些會議上提到過這一問題，他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他表示，要達到改善民生投入這一目標，應該由政府增加公共福利的投入，而不是要求企業漲工資。例如，政府解決一個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就已經幫一個農民工家庭解決了一個很大的負擔，事實上相當於給這個農民工漲了工資，而對於企業來說，人力成本的壓力并未增加。王占陽說，以北歐瑞典為例，很多人認為，北歐的福利政策養了一堆懶人，其實不然。瑞典的企業競爭力是全球一流的，雖然瑞典的福利高，但是他們的工資低。相比美國，瑞典工資低很多，結果就是企業的人力成本相當低廉，結果是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都高漲。這是一個相對健康的經濟模式，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減輕了企業的負擔。反觀中國，政府不願意在財政上給民眾增加福利，而把「包袱」拋給了民營企業，要求民營企業大幅度給員工漲工資，人力成本的過快上漲快速削弱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企業的競爭力分為兩種，其一是低成本，其二是高科技。當高科技一時難以做到的時候，政府應該注意維持低成本這一競爭力，為培育技術競爭力爭取時間。當高科技的競爭力上來之后，再逐步提高工人的工資，這樣能為兩種競爭力提供一個良好的銜接，使經濟的高速增長延伸下去。王占陽認為，目前，中國正是處在技術競爭力沒能發展起來的情况下，匆忙地提高了人力成本，使得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迅速下降。目前中國企業正處於一種尷尬的、青黃不接的狀態。可以說，盲目地增長了民營企業員工的工資，是政府決策中一個非常大的失誤，沒有從政府財政上增加民眾福利，體現了中國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力度太小、缺乏決心。

　　經濟復蘇擴大內需是關鍵

　　除了再分配長期處於逆向再分配的狀態，中國還有其他各種因素導致利益格局非常不平衡，收入差距過大，大量的中低收入群體本應得到的收入沒有得到，導致國內市場相對於產能來說嚴重不足。王占陽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擴大內需是最關鍵的事。

　　王占陽說，早在2008年和2009年時，他就表示，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西方經濟已經進入「微弱補充型」經濟增長的情况下，再指望西方經濟繁榮來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非常不實際的。西方經濟已經不會再有繁榮了，繁榮是發展中國家的現象。所謂「繁榮」是超過4%經濟增長的狀態，西方國家在正常情况下不會出現「繁榮」，即使出現，也是短期現象。如果西方發達國家還有長時間維持4%增長的情况，那麼說明這個國家出現了泡沫。這麼多年之后，還不斷的有些人寄希望於西方經濟的繁榮來拉動中國經濟，這是一種經濟周期的教條主義概念，目前所謂的「經濟周期」已經被「經濟飽和」破壞了。在外需不能繼續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情况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只能依靠內需，擴大內需就要依靠利益格局的再分配。而再分配不僅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問題，還包括了所有制結構，產權結構，土地制度等多方因素。那麼最后的實施效果就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問題。西方一些成功的經驗很值得現在的中國借鑒。

　　西方經驗值得借鑒

　　在借鑒西方經驗方面，王占陽表示，二戰之前，如果將西方國家當做一個整體來說，當時的格局是，內需市場占百分之三十，外銷占百分之七十。二戰之后，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浪潮涌起，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和實踐發展也較為厲害，從外需百分之七十轉變為內銷百分之七十，這正好三七比例顛倒。在這種格局下，西方市場的外部市場雖縮小，但內部市場卻初步擴大，這樣的情况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歷這20到30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周期被打破。到八十年代，其真正成為中產階級化的發達國家，在那之后，才進入飽和狀態。所以，二戰結束到八十年代這段時期，特別值得中國借鑒。但如果中國要遵循這種模式發展，由於這兩者起點不一樣，中國起點較低，所以快速發展時間會較長。當中國真正采用其初步模式發展，中國快速發展20到30年是可能的。他認為，如今中國經濟所遇到的問題，這就如同二戰之后到60年代這段時間西方國家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比如國企的比例，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國家的國企比例較高，意大利已經超過一半。后來自由主義風潮，過高的國企比例被改革了，經濟就恢復了經濟活力。但現在從大的方面來說，中國做的不如其他國家，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利益格局太复雜。如今中國面臨的問題，其實就是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性，關鍵在於可持續的因素被過早中斷，如低成本優勢，而有些關鍵性的東西卻沒有跟上，比如國內市場沒有擴大，科技實力和競爭力來不及提高，這些還是能用一般規律解釋的。王占陽表示，西方在五六十年代，社會保障制度大步發展，一方面是內部的利益格局發生了良性的變化，使得國內和內部市場得到了大幅度擴張，從另外一方面，利益格局的變化意味著人們物質生活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勞動力素質大幅度提升，人力資本大幅增長。還有一點，其在科技方面特別民用工業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些因素使得西方國家的經濟得到發展。經濟發展首先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規律，然后再看中國的特殊情况。不要以為中國擁有一個超越人類基本經濟發展規律的模式特點，要記住基本的經濟規律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