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近日邀請職業作家胡發雲做客港中大，講述1949出生的一代與紅歌的關系，分析這代人在這一漫長社會動員中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們狂熱投入文革的必然性，并以十餘首於1949年后不同時期廣泛流傳的歌曲，展示這代人在精神和情感中成長的一種藝術。胡發雲表示，「要認識中國，研究中國文化，中國的紅歌可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香港商報記者 陳柳燕

　　西方引進本土化創作

　　胡發雲介紹，現代中國群眾歌曲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自古有民歌，有戲劇，但是沒有藝術歌曲。」宋亡之后，「凡有水井處，即能歌柳詞」的群眾歌詠活動衰落，先秦以來的「歌詠言，詩言志」傳統漸漸消聲，明清之后，中華民族，主要是漢民族，變成了無歌的民族。

　　直至20世紀初葉，中國才出現一些自主創作的音樂家，一批新式文人到歐美或日本學習音樂理論、指揮、排練等，并將西方現代聲樂及其記譜、作曲、演唱、教育等方法介紹到了中國，「并開始了本土的藝術歌曲創作，慢慢地中國才有了現代的藝術聲樂」。胡發雲介紹，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李叔同、蕭友梅、黃自、豐子愷等，他們最早把西方的樂曲填上中國的詞，并開始傳播的一群人。一首唱遍海內外的《送別》，便是由李叔同將歌譜從日本帶到中國，填上極具古典詩詞風情的詞創作而成的。

　　胡發雲指出，這些作品大都是狀景、抒懷、勵志一類的個人表達，其中群體演唱這種藝術形式，很快被革命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軍隊及黨派看重并運用。如國民政府的《辛亥革命歌》、《三民主義歌》等。

　　群眾歌曲成革命法寶

　　胡發雲表示，中國共產黨早期便很重視群眾歌曲的作用。於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決議》中便有所記載：「各政治部負責徵集編制表現各種群眾革命情緒斗爭的歌謠，軍政治部負責督促及調查之責。」他指出，那時候革命隊伍缺乏音樂人才，許多歌曲常用現有曲調填詞，其中很多是簡單口號的外國歌曲，如《北伐軍歌》，是來源於美國的《兩隻老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來自德皇的操練歌，《打騎兵歌》則是來自日本學堂里的歌曲，「也有一部分就地取材，以大家比較熟悉的當地民歌，如江西、湖南民歌，填上革命的詞匯，就變成了最早的宣傳歌曲。」

　　盡管這些歌曲被認為是老百姓唱唱跳跳的事情，但對於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來說，是非常關注的。「他在長征勝利以后說過，『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簿，長征是播種機』。」胡發雲解釋，「這就證明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非常清楚，要給長征一個最準確的定位，不是打了多少勝仗和敗仗，而是沿途走下來唱了多少歌，寫了多少標語，開了多少群眾動員大會，對於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產生了多少影響。同時這個過程，又變成了一個如何推廣偉大歷史的史料，讓它成為今天執政合法性來源的最有力證據。」

　　「紅歌濫觴於延安整風，其中包括《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東方紅》、《繡金匾》及以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歌劇《白毛女》等為代表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一批「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歌曲，取代了抗戰以來，延安音樂創作中《延安頌》、《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文人革命歌曲。「歌曲的革命化與意識形態化從延安開始，紅色音樂走向鄙俗化和實用主義，內容上則走向了個人崇拜和民粹主義。」，胡發雲認為。

　　文藝動員把自己變他者

　　1949年中國建政之后，文化藝術受到了控制，唱歌亦從此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管理體系之中。胡發雲說：「學校里用什麼教材，要由中央一級統一編制，對孩子的教育首先已從音樂的來源進行壟斷。」

　　他表示，在這種紅色革命的社會動員中，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革命動員，戰爭動員，各類政治運動動員，經濟建設動員，上山下鄉動員，從消除蒼蠅老鼠的「除四害」，到天地翻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各類社會動員中，都能聽見與之相配合的紅歌。諸如《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讓我們蕩起雙槳》、《三面紅旗萬萬歲》、《唱支山歌給黨聽》等。「孩子呀呀學語的時候，他聽到的是什麼，從幼兒園開始唱的第一首歌是什麼，他參加了少先隊的活動、除四害的活動、為烈士掃墓的活動，都由這個社會經過嚴格地篩選之后分配給他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在音樂的審美愉悅中，在孩子們集體活動的陶冶中，讓音樂一點一點地，如春風化雨般潤物細無聲地把它灌輸到這一代孩子的頭腦當中。」

　　他亦表示，因為歌唱具有表現性，這些音樂中沒有個人的情懷，而是一些非常宏大的主題，如「革命、理想、前進、祖國、大好河山」，具有極強的威懾力和感染力，因此它在不善表達的中國人面前，把唱歌變成了一種表達。「歌唱同時又有獨白性，能傳遞出個人心聲。這樣的雙重性，讓一般口語不便表達的言辭或內容，經過音樂藝術之后，變得容易。」《快樂的節氣》便是運用了「於歌詞中將革命領袖這個概念灌輸到孩子心中去」的這樣一種審美方式。

　　集體共振匯個體於「大我」

　　在歌曲中輸入「革命領袖」這樣一種藝術形式，讓大家學會了表達感情，「而這種感情常常會欺騙自己，以為是個人的感情。」胡發雲指出，在集體歌唱中，每一個個體參與到合唱中后，當自己的聲音和一個集體融在一起時，會以一種全新的音色音量反饋回來，形成個體與集體情緒上的「共振」效應，「互相感染，互相振動，互相共鳴」，每一個單獨的歌者「我」，最終會合成一個巨大的全新的「我們」。

　　他認為，與紅色中國同時誕生的那一批少年兒童，就成為這一社會動員系統工程最完整最純粹的對象。他們從一出生起，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來自於這個系統。其中，以審美方式進入他們心靈的紅色歌曲，對於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甚至於其他所有的思想理論宣傳教育均產生巨大的影響。

　　他說，1966年之后，這一代人以先鋒隊和主力軍的雙重身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進入了文革。其中，《毛澤東語錄歌》、《革命造反歌》、《祝毛澤東萬壽無疆》等均是該時期紅歌的代表。胡發雲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說，文革是從他們幼年那些美麗的兒歌開始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革命精神、犧牲精神，對於死亡與暴力的崇拜，對於各類敵人的刻骨仇恨，對於埋葬修反，建立一個烏托邦社會的萬丈豪情，對於最高領袖的絕對忠誠，均成為他們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全部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