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代价高昂的内地国有商业银行业改革，以政银分开、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基本目标，经历10年蜕变完成股份制改造并陆续上市。2016年随着盈利能力大幅回落，内地银行业正式步入寒冬。除了经济处於下行周期、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和互联网金融崛起对银行业的冲击外，政府为主导经济运行而对银行日益强化的行政干预，使内银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力量倒逼下的自我救赎变革之路充满荆棘。香港商报记者齐晓彤朱辉豪
既被控制又遭剥夺
根据目前几大国有控股银行的财务报表显示，财政部、汇金公司的持股比例平均只有70%，国有控股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一直稳步下降，目前200万亿总资产中已经下降到41%，也就是说财政部、汇金公司的实际控制资产只有28%左右，貌似失去了主导地位，但是半政府机构的本质并未改变。而股份制银行的股权结构则更加分散，貌似市场化程度高一点，但仍受「国家」这个大股东的影响。
针对目前的政银关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首席风险官主讲教授张力军在接受本报记者时说，「目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银行业的实际控制一直在加强，国有控股银行所有高管的人事任命由组织部任命，地方政府上行下效，看似民间持股占大头的地方银行甚至几千家小型金融机构，根本没有民营银行的实质内容和自由度。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有些甚至直接由市委书记本人、或关系密切的控制人担任。目前政府和银行的关系，重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用分清谁是谁了。保守估计，各级政府控制银行的资产比例超过95%」。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银监会发牌后运营的几家民营银行表现不如预期，现在的民营银行都想做大，但是目前经济处於下行周期，压力比较大，所以没有达成市场的鲶鱼效应预期，这个可以在5年以后来做总结，现在来看为时过早。」2009年，政府为了应对境外金融危机和出口增速下滑，宏观层面用行政命令方式引发银行业近10万亿放贷刺激经济、2015年和2016年财政部主导撮合的8.2万亿地方债券置换，直接造成银行业当期收益下降2000多亿，加上后续近20万亿的地方债务置换，银行业被剥夺收益总额超过7000亿。期间甚至出现两个省份地方政府信用级别高过国债级别的奇观，破坏了正常市场定价原则。当下舆论界沸沸扬扬的债转股，被很多国有企业甚至高额负债大型民营企业视为借政府之手、剥夺银行收益的又一次千载良机。
「中央政策不能过头，银行和政府的关系要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监管调控，宏观调控要做好，不能因为经济周期性就明显突破政府的边界，动用行政手段过分干涉银行发放贷款。就地方政府而言，则偏负面一些，地方政府想要金融为地方服务，往往会干预银行信贷，给银行好项目时会搭配烂项目。」连平对政策时时突破「边界」表示了担忧。
错误信号负债光荣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还有11.2万亿。另外，2015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务会审议国务院关於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中国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中。分析人士指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商业银行对於地方政府较为依赖，无论是对财政存款的摆布、投资项目的配置，还是民生领域的分配等商业银行重视的业务领域，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话语权。即便在算小账的时候，商业银行吃亏，但通盘考虑，地方政府承诺的后期税收比经济下行时期的企业贷款回收难度更低，所以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发债的态度转而变得积极主动。
相比金额不足30万亿的地方债置换，中国企业债总额高达110万亿，针对高层有意放风的市场化债转股模式，国泰君安研报指出，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过度」推行债转股的动机，地方政府为维持就业、GDP等原因，总是希望尽可能减少破产，尽可能实施「债转股」。然而，企业可能会通过美化或者丑化报表的方式，争取「免费午餐」，实施逃债。因此不宜由这两方选择标的。选择权交由银行会好一些。银行的动机是尽可能多地收回现金，因此更加符合市场化原则，即经济效益最大化。
中国政府曾在1998年6月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要求金融机构党组织和干部实行垂直管理，这被外界视为地方政府和银行关系脱钩，地方政府不再对银行享有「话语权」的信号。但实际上并不能改变中央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
如果从过往的历史数据来看，会发现中国政府在处理银行坏账方面有迹可寻。1999年末，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仅次於日本，居亚洲第二位。1999年，国家将1.4万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剥离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希望借此卸下四大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助力国有银行走上市场化运营道路，对市场负责、对自身盈利负责、对股东负责。
「这1.4万亿相当於当年11万亿M2余额的13%，这个数字够庞大吧？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拿出140万亿M2余额中的13%让国家兜底，也就是18万亿，国家愿意兜吗？国家兜得了吗？」一位参与过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行长发问。
更多被采访对象认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银行系统出现风险问题，否则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崩塌，从而引发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就算在银政不分的体制下，银行的问题恐怕最后兜底的还会是中央政府。
张力军指出，与发达国家银行大都实现市场化的独立管理模式不同，发育时间相对较短，而且一直以来都无法摆脱政府方面的管控。商业银行信贷资产主要投向普遍负债率较高、盈利率较低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把社会效益当作银行业绩的主要指标，在政策的指导下，对一些国家重要产业和基础工业进行必要贷款，从而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正是由於政府过多地干预银行业务，产生了大量的关联贷款，形成了很多银行坏账。这些呆帐国家最终一定会兜底的。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胜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仍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痕迹非常明显，甚至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党管干部』把所有的国企和国有银行牢牢地变成政府可以操纵的资源，这些都是与西方的市场经济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刘胜军说。
资本使用低效 杠杆加速上升
「近3年来，M2每增加3元人民币，GDP的平均增量产出才能有1元。今年一季度这个数字已经跳升到5.39，也就是M2增加5元多，才能有1元的GDP增量。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低，整个社会的系统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加快。」一位大行风险官对目前社会越加越大的杠杆表示深切担忧。
穆迪给本报发来的银行体系展望报告指出：「今年系统性清偿风险将加大，但是政府将坚持维护公众信心和系统性稳定目标，对大银行大力支持，对小型银行的支持可能会更有选择性。另外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维持银行体系充裕的流动性。」「银行业与制造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本质不同，商业银行的本质是借全体公民、企业、政府的钱负债保本经营，它并没有太多属於自己的钱，换句当下流行语，银行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很高了，中小银行通常在10倍左右，也就是说它的坏账损失一旦超过总资产的十分之一，就必须清盘破产。银行业还有一个特点是特别不喜欢大的经济波动，不论是向好的波动还是向差的波动，都不喜欢，相对稳健、普遍低负债的宏观环境是最适合其发展的。目前气球已经吹得比较大了，再吹就有破的风险，但是突然放气也要出问题，最好的方式是慢慢放。」该大行风险官向记者表示。
系统风险 边化解边制造
一位大型地方国有企业的掌门人这样来分析政府控制力度增强之后的宏观经济图景：「中国经济目前看起来到处都是问题，但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变革。所有的资源都在政府手上，现在的政府不像过去，它现在更强大、更富有，不仅想主导宏观经济，而且越来越多主导微观经济，政府权力不仅没有进到笼子里，而是比以往操纵经济有了更大的势能和惯性。」该掌门人表示，「应该尽快破除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现有模式，否则处处都是风险。以最简单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为例，研读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文件，全部都是高端制造业、文化信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国务院的版本一模一样，连一个字都不改。今天看似美妙的规划，几年后就严重过剩，政府自上而下的大一统就是国家系统性风险的源头，它貌似在化解系统风险，其实一直在制造系统风险。」该掌门人指出，「如何破除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裁撤现有政府架构中以管理经济名义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部门，裁撤扰动正常市场供给、需求信号的政府职能部门，加强环保、食品药品、金融秩序监管部门的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力量，保证每个公民生存环境的品质和安全。」「实业是一个国家创造价值的根基，中国95%的企业都缺乏原始的创新能力，产业内升级比跨产业转型的可行强。银行业看似高达上，但是如果缺乏对产业链深刻的体察和研究，没有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那麽它就是不增添价值的货币搬运工。政府主导的过往银行业改革今天来看是失败的，尤其不恰当的高息差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困难，并引导全社会走向泛金融化和投机心理。」行业如何自我救赎
中山大学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坏账的快速上升除了和整体宏观经济疲软的大环境有关外，与由政府主导的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因素关系很大，银行方面很难不受到政府政策的「绑架」。「虽然有时政府表现得比较克制或表现的形式比较巧妙，但银行多少都感觉到来自上层的压力，作为商业银行本来是独立地去判断和放贷，对资产质量本身负有责任，但由於种种原因，这些商业银行往往要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因此，政府政策的影响始终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准备好为自己松懈的风险管控问题买单。」林江说。
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自主之路布满荆棘，一方面是行政力量日益频繁的干预和控制，一方面则是市场倒逼力量的逐渐加强。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以及民营银行不断发起成立的推动，能否挪动传统银行业庞大的体制「身躯」，实现创新、改革的转型，很多市场人士并不乐观。
《商业银行法》新一轮修订呼声日渐高涨，这是银行业和法学界、政界、存款人、投资人、监管层重新制定行业规则的重大契机，关乎今后20年或30年中国银行业在法制框架内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这部法律有助於将过於紧密的银证关系彻底松绑，有助於厘清银行与政府的边界，不仅关乎政府的权力边界，关乎银行业的整体利益，更关乎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大局。
中国银行业的根本出路在於探索改革的新路径，破除目前政府过多干预银行运行的管理机制，以及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