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社会却未能与之同步协调发展，导致经济社会严重失衡。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中产阶层在社会总体占比仍小，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渐趋逼仄，农民工地位难有提升，高房价加剧白领生存压力。如何消弥贫富差距，打破阶层固化？昨日在深圳创新研究院智库报告厅，着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发表有关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主题演讲，引发现场听众强烈共鸣与深刻反思。香港商报记者李颖

　　供给侧改革核心在人

　　李强按照「国际经济地位指数（ISEI）」，将中国13.7亿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打分，形成了一套中国社会结构测量体系。他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发现，中国社会呈倒丁字形结构，分值为23分的农民占中国人口比例为63.20%，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为46.49%，减少了16.71%。表明「下层的居民太大，农民工频繁换工，地位难有提升，这是个很大问题」。

　　通过对比第六次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李强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技术工人群体，即操作性技术工人，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五普」时这一比例为11.2%，「六普」时为9.8%。

　　农民工换工频繁，却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的渠道。李强认为，如果农民永远进入不了技术阶层，对农民阶层上升是个很大障碍。他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而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进入不了现代化。我们确实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晋升的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贫富差距须防两种极端

　　李强指出，现时中国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比较严峻。根据北师大李实的研究数据，201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0-0.55，西南财大甘犁教授主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为0.61。而根据北京大学2014年7月发布的《中国民生报告》，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为0.73，最高1%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34.6%；最高1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62%；最低25%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1.2%；最低5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7.3%。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李强的结论是要防止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少数人垄断财富，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财富分布的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形成恶性循环。第二种极端是，走向民粹主义。这种危险性在最近这段时间凸显了，最近民粹开始又抬头了，这个特别有害中国。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徵是底层群体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所谓民粹主义，是指平民至上，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种典型的、极端的民粹主义。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下，民粹主义比较容易有市场，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民粹主义对未来发展危害不小。

　　阶层固化底层上升难

　　李强的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跨阶级阶层流动、代际流动率下降。阶层固化的四个表现：一是阶级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变得比较突出。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兴起，进入这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该阶层。二是下层群体向中流动比率下降。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也可以竞争进入高收入层，到了新世纪，机会大大下降。三是具有阶级特徵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每一个阶级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级特徵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区分。四是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通过各种高会费的俱乐部，以及大学的新型高学费E-MBA教育等，促成了富有阶级内部的社会网络。底层文化认同的威胁。

　　李强谈到，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城市流动人口，普遍有较高的学历和职业技能。但在大城市往往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户籍排斥，上升机会、社会融入遇到障碍，但对於中小城市的职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又感到不满，社会心态矛盾。

　　对於各界热议的是「官二代」、「富二代」现象，李强表示，这涉及到一个代际继承的问题，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的遗产法，未来中国要做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建设。

　　北上广深现象引反思

　　人才为何蜂拥至北上广深这类特大城市？在李强看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现象非常值得深思。

　　研究表明，中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北上广深产生极化效应，十余年间，中产更多地向大城市、东部集中。西部中产比例下降。由此形成了一种是超大城市，一种就是小城市。最近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荣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世界各国也不太多见。李强表示，这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可能是制约下一阶段发展的严峻问题。

　　「大城市跟小城市完全不同的世界，资本在一个地方过度积聚，其他地方根本就找不到资本了，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国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有明显差异，小城市的底层比例更大，中上层的比例更小；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性明显优於小城市。而在城市中，户籍居民与外来打工族的巨大差异，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均衡发展受到挑战。

　　李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分化导致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导致社会不稳定。他指出，要改变这种分化局面需要推进城镇化的均衡发展，改革资源分配体制，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政府市场社会缺一不可

　　李强指出，我们过去更多思考经济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自身，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架机器缺一不可。改革之前政府的力量很强大，改革以后重大的贡献是创造出一个新的机制，现在只不过这两者的关系没有调好。我们一直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市场能够发展，在於有一个社会的培育，如果这个社会培育不起来，市场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深圳在社会培育上比其他的城市做得优秀，所以深圳的市场发展也不错。

　　「我们必须意识到，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不能培育起一个与政府和市场相匹配的社会的话，中国的诸如『社会失信』等大问题将无解。」李强指出，现时在中国这三架机器里面，社会这个机器太弱，其实现代社会证明，这三架机器缺一不可，这是未来中国社会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