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以來，“外企逃離中國”的說法開始出現在各種媒體上：2015年初，日本松下、西鐵城兩家企業先后關閉位于濟南和廣州的工廠；2016年6月，飛利浦照明宣布關閉深圳工廠。有些人將這些事件解讀為“中國經濟環境惡化致使外企逃離”，這種說法渲染了不必要的恐慌。但實際上，外企的進入和離開，遵循的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土地成本和勞動力價格上漲，只能算外企退出中國的一部分原因。而根本原因是中國工業通過迅猛發展改變了在國際分工中原先的地位。

 

　　外企在中國曾經有過一段好時光，大致是1998-2008這一時間段。我們可以稱之為外企的“黃金10年”。1998年，很多國企員工的工資還在1000元左右徘徊時，外企卻可以輕松開出3000元以上的工資，差距可謂巨大。那時的大學畢業生爭先恐后去外企應聘，實在進不去的才會去考公務員。“外企白領”在城市里是非常受人羨慕的工作。外企享受這段好時光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當時的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的代差，并不具備許多高端工業品的生產能力，例如電子產品、化工產品、藥品和醫療器械、精密儀器等等。這些領域當年基本是外企的天下，外企產品在中國市場暢通無阻，銷售額年年攀升，業務的限制因素其實是中國人的購買力——中國人均GDP在2000年才1000美元出頭，屬于低收入國家。

 

　　在那“黃金10年”里，許多外企采取的策略就是將中國定位為廉價車間和銷售市場。廉價車間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本田在廣東佛山南海區開設的零部件制造廠就是典型的例子。因為南海本田把工資壓得太低，2010年的大罷工把日方管理人員弄得灰頭土臉，此為后話。當年中國為了吸引外資，給很多落地的外企提供稅收優惠等超國民待遇。以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為代表的一大批外資制造業企業充分享受了這一時期的政策紅利。

 

　　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使得中國人的購買力迅速增加，中國也就成了外企理想的銷售市場。許多外企的中國分公司都扮演了“現金奶牛”的角色。在同行業的中國企業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它們可謂“一招鮮吃遍天”，憑借技術壟斷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高通在中國的“市場開發”實質就是向中國企業收取3G/4G手機無線通訊的專利授權費用，而且收費多年來節節攀升，以致2013年高通248億美元的總營收中，竟有49%來自中國市場。外資制藥企業則依靠銷售一些特效藥獲取高額利潤，特別是抗癌藥。2008年前后，哪怕是給這些外資藥企跑腿的基層醫藥代表，入職兩三年后的月收入都能達到2萬人民幣以上——錢還能來得更容易些嗎？

 

　　另一方面，許多外企的中國分公司，絕大多數雇員屬于營銷團隊和客服團隊，重要的研發團隊并沒有放在中國。比如電信行業的高通，制藥行業的勃林格殷格翰、百時美施貴寶，采取的都是這種“以撈錢為主”的經營模式。像微軟、諾華制藥這些在中國真正做些研發的外企，簡直太難得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從這類企業的“黃金時代”中得利的不過是少數買辦。而老百姓平日里買手機、買車、買藥，實質上都是在給這些外企奉上高額利潤——誰讓中國自己造不出來呢？

 

　　外企的“黃金時代”為何在2008年后走向終結？2008年的金融危機算外部因素，但中國的內部因素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中國企業的成長非常迅猛，管理和生產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在各個行業和領域對外企構成了全方位挑戰。

 

　　以外企為環境背景的電影《杜拉拉升職記》劇照

 

　　不妨從宏觀角度來看看到底這些年外企在中國有怎樣的經歷。

 

　　首當其沖的是技術門檻相對較低的行業，比如零售業。2000年前后，沃爾瑪、家樂福這些外資超市剛進入中國的時候，貨品和管理方式確實具有優勢。它們在各大城市果斷拿地、蓋樓、開店，讓當時還不具備規模效益的本土零售業企業噤若寒蟬。但是既然這類企業不存在技術門檻，依靠的無非是前期資本投入和既有的管理經驗。而當國內資本變得不那么稀缺的時候，零售業外企在資本上的優勢也不存在了。沃爾瑪中國區2012年關閉5家、2013年關閉15家、2014年關閉25家門店；2015年家樂福在華關店數量超過15家1。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華潤萬家2015年新開店門店近300家，還順帶著收購了樂購超市所有中國門店。

 

　　咨詢行業也談不上技術門檻。麥肯錫、波士頓集團等外資咨詢公司說穿了都是“吃軟飯的”。在外企的“黃金10年”，它們的主要客戶其實大多是國企。它們借著當時國內對西方企業管理制度的崇拜，高價兜售了不少“改革方案”。反正把錢賺到手就可以拍屁股走人，至于“改革方案”管不管用，那就不負責嘍。幾年下來，許多國企也看清了咨詢公司的本質：很多員工確實擁有光鮮亮麗的學歷，可是服務內容大都是兜售概念，再就是做一堆漂亮的幻燈片，這些玩意兒對于改善企業經營真能起到多大作用？后來斯諾登爆出的“棱鏡門”令中國政府意識到國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在國資委的操控下，2014年以后國企普遍不再使用外資咨詢公司的服務。于是，外資咨詢公司迅速從幾年前的“高大上”變成了現在的苦逼。據我所知，私企20萬元的小項目，放在幾年前他們看都不看，現在得上趕著去做，要不然只怕沒飯吃了。

 

　　接下來是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家用電器行業。2000年前后，松下的冰箱和空調是“高大上”的主流產品，用得上這些東西的家庭，經濟狀況真不錯。那時的國產品牌也就是海爾稍有點知名度。到了2015年，中國冰箱市場份額的前幾名依次是海爾（超過25%）、海信（近15%）、容聲（近15%）、西門子（11%）2，此后是美的、美菱，而松下的份額可以忽略不計。2014年中國空調市場份額中，國產品牌格力、美的、海爾、志高牢牢占據前四強，其中格力市場占有率在1/3以上。松下、三星、日立等所有外資企業，空調市場占有率加一塊不足6%3。外資企業在家電行業呈現全面潰退。

 

　　2000年前后，松下、索尼、日立是高端彩電的代表，海爾、長虹等國產品牌的產品，在性能和價格上都低一個檔次。到了2015年，海信、樂視、創維、TCL、長虹已成為數字電視的絕對主流產品，性能絲毫不亞于外企品牌，而價格卻讓人無法拒絕——隨著中國工業體系的完善，液晶屏、數字電路等所有電視配件的生產都已實現國產化，這意味著中國企業能夠完全掌握最終定價權。國產數字電視的性價比已將曾經不可一世的日企逼上絕路：松下計劃終止中國的電視機業務，日立在2015年已經終止了中國的電視機業務。

 

　　再接下來是技術含量更高的IT和電信行業。1999年，東芝在中國筆記本電腦市場的份額名列前茅，達30%以上。可是東芝竟然店大欺客：免費為世界其他國家的用戶更換有缺陷的軟驅，唯獨對中國用戶收費。軟驅事件立刻讓東芝聲名狼藉，而國內筆記本電腦生產商正好趁機攻城略地。到了2015年，聯想加上旗下的Thinkpad占據中國筆記本電腦約35%的市場份額，哪怕神舟也有近6%的份額4。

 

　　手機市場的競爭則更為激烈。從2000年到現在，國內手機市場經歷了多次大洗牌，天翻地覆慨而慷。2000年的主流是諾基亞和摩托羅拉，而今這倆公司一個比一個慘：諾基亞把手機業務賣給微軟之后金盆洗手；摩托羅拉先是被谷歌收購，被谷歌榨干后又甩給聯想。

 

　　2016年1月，中國手機出貨量前五名是華為、OPPO、小米、vivo、蘋果。蘋果之外的四個國內品牌，市場份額合計50%以上5。連一向強勢的三星，市場份額也已下降到7%左右。至于夏普、飛利浦這些外企手機品牌在中國市場也是連連失手。

 

　　高通坐地數錢的好日子也到頭了。2015年初，高通收到國家發改委的一份大禮——60.88億元的反壟斷罰單。高通不得不按照發改委的要求改變以手機整機價格收取專利授權費的模式。與此同時，華為所掌握的4G通訊專利逼平了高通，而且開始與愛立信展開開發下一代5G技術的較量，高通此時已被甩在身后。2015年6月，高通宣布裁員4500人，勒緊褲腰帶準備過苦日子。

 

　　說到這里，大家可能已經明白，所謂“外企逃離中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這并非因為中國經濟整體呈現頹勢：如果GDP增長率6.5%的中國“瀕臨崩潰”，那么GDP增長停滯的日本和法國豈不是天天在崩潰中？某些外企撤離中國并不值得擔憂。近年來宣布關廠的松下、西鐵城和飛利浦照明，其產品在中國市場并無優勢可言，“逃離”其實是在市場競爭中落敗的結果。有些人擔心這些外企的撤離會減少中國的就業機會。這種想法有些杞人憂天的意味：擊敗這些外企的恰恰是不斷走強的中國企業，處于上升期的中國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不容易嗎？就業機會并不都是外企的“恩賜”，本土企業更有能力解決就業問題。

 

　　外企將來在中國的發展趨勢會是什么樣呢？可以總結為一句話：放下身段，踏踏實實做生意。以前它們在中國沒有強大對手，可是現在有了。2014年，中國公民和企業在世界范圍內提交的專利申請量共83.7萬件，美國和日本則為50萬件和46.5萬件6。中國企業研發能力的不斷增強，使得外企依靠技術壟斷獲取超額利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在2000年，外企在華銷售的心臟搭橋支架可以賣10萬元，那可是2000年的10萬元！可是現在呢，因為心臟搭橋支架已經普遍國產化，外企產品能賣2萬元的價錢就不錯了。這就是民族工業的重要性——當我們不具備生產能力的時候，只會面臨壟斷和漫天要價；只有在我們具備生產能力之后，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曾幾何時，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是外企留在中國最大的理由，而今天中國勞動力價值得到提升后，外企依然選擇留下，離不開的是中國制造有成熟完備的生產線和產業鏈。

 

　　從今往后，外企要想在中國生存下去，必須憑借扎實的技術實力。英特爾、IBM這些擁有一定技術儲備的行業翹楚，在中國仍會有所作為。而夏普這種各方面都拿不出手的外企退出中國是早晚的事情——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外企的傾銷地和“撈金池”。外企以后很難再通過技術壟斷實現溢價銷售，所以利潤率會下降到和中國民族企業接近的水平，這意味著外企與同行業的內資企業相比將不再具有明顯的工資優勢。而事實也的確如此：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許多外企凍結了薪酬水平，此后數年間薪酬并未迅速上漲。

 

　　為什么要說這些呢？因為人的發展和社會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而人生的好年華卻非常有限，經不起一些顛覆性的錯誤。要想在職業生涯中有所作為，就必須看清天下大勢，并且順勢而為。打個比方，劉邦項羽都已經起兵了，你還迫不及待地在秦朝求官做，豈不可笑？曾幾何時，去外企混個小白領、從此過上衣食無憂光鮮靚麗的生活，是多少年輕人的夢想。可是隨著中國經濟格局的變化，舒舒服服做買辦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徐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