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李曉洋在河北石家莊毗寺壁畫修複現場

　　如果要算工齡，敦煌研究院年輕的壁畫修複師李曉洋可以從學齡前算起。出生於1989年的他，沒上學就跟著修了一輩子壁畫的爺爺李雲鶴到處跑。只不過那時候，爺爺修著，他看著。現在，85歲的李雲鶴還堅持在一線，年輕人也成長起來了。

　　4月的一天，李曉洋跟著也是敦煌壁畫修複專家的叔叔，到河北曲陽彙報第三屆“全國優秀文物維修工程”，李雲鶴帶隊的河北曲陽北嶽廟壁畫保護修複項目入選，但李雲鶴沒來——他忙著在瓜州榆林窟主持修複項目。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李曉洋說：“有一句話特別好——什么是工匠，就是時間。”

文物保護專家李雲鶴先生今天依然在文物修複現場工作 李波/攝

　　壁畫修複第一課：和泥巴

　　2011年，22歲的李曉洋剛剛從國外留學歸來，就進入敦煌研究院，成為一名壁畫修複師，工作後的第一課，是學習“和泥巴”。這對一個手工基礎只有小時候拿小木條拼小汽車的年輕人來說，並不容易。

　　“壁畫修複太細致了，我們隊裏不雇工人，什么活都要自己做。”李曉洋介紹，大部分地區制作壁畫地仗層(記者注：壁畫由三個部分組成，壁畫的支撐結構——牆壁或岩壁，地仗層——又叫灰泥層，顏料層)的原料都是當地取土，修複師們本著“最小幹預、最大兼容”的原則，修複材料必須要和原有的材料最大限度保持一致。

　　這用行裏人的話來說，就是要“掌握泥性”——泥的幹濕度怎么樣，什么幹濕度能做什么東西，一層泥補上去多久才能接著補下一層，泥裏沙土和纖維的比例……經驗豐富的修複師，只需拿一把小修複刀在泥上劃一下，就能知道這泥合不合格;而修複大師只要拿手一摸，就知道這泥的比例如何。講到這裏，李曉洋不好意思地說：“我還做不到。”

　　在工作的前兩年，新人李曉洋跟著9人組成的修複小組到甘肅甘穀大像山，不能也不敢直接上手修國寶，就給組裏打下手——和泥巴、剪麥草(記者注：麥草是做地仗層的纖維材料，需要剪成一公分左右長)。“這對我其實也是好事。我是比較好動的人，業餘愛好是戶外運動;而修複壁畫特別安靜。和泥巴就能讓我動一動，搬搬泥巴，加加水，讓師傅摸一摸，師傅說不行，我就接著加水和……這段過渡時期，我見識了壁畫修複，也磨了性子。”

　　由於人才緊缺，敦煌研究院的壁畫修複師們不得不滿中國跑著修。工作到現在，李曉洋已經跑了甘肅甘穀大像山、河北曲陽北嶽廟、河北石家莊毗盧寺、山東泰安岱廟……一個地方一待就是一兩年，兩地無縫對接，沒有一年是閑的。

　　當然，李曉洋“和泥巴”的水平也是與日俱增。在修毗盧寺壁畫時，一個當地人問他們：“你們修複用的泥和老泥能結合嗎?上世紀80年代有一些民間自發的修複，那會兒補上的泥和老泥很快就分層脫落了。”事實證明，敦煌團隊做的泥，結合非常好。

　　壁畫修複師們不分工種，每個人都要掌握修複的每個步驟，在任何人離場的情況下，工作都不能停。“幹這行，又是泥匠，又是木匠，又是電工，還要懂力學，該懂的都要懂。如果現在把一個文物本體擺在我面前，讓我修複，能不能從頭到尾做下來?我還是沒把握。要做一個合格的文物修複師，我還需要更多時間和經驗。”李曉洋說。

　　全家一起修壁畫是怎樣的體驗

　　李雲鶴和李曉洋，祖孫倆的人生軌跡有一種神奇的呼應。

　　1956年，24歲的李雲鶴還在山東老家，剛從學校畢業，響應國家號召去西北。本來目的地是新疆，因為想順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記者注：當時為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這一停，就是60年。

　　2011年，22歲的李曉洋從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室內設計專業畢業，本來還想在國外再待兩年，但護照到期，得回國換護照。這一回，再也沒走。“像一種安排，讓我走上了這條路。”

　　現在，李曉洋和爺爺、叔叔都在一線修複壁畫，爸爸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我們在爺爺奶奶家吃飯，飯桌上就聊壁畫修複，‘唉，前兩天那個壁畫那個部位是怎么弄的’，然後全家開始討論。有時吃完飯散步，爺爺就一邊走一邊給我講。”

　　“在工作前，我都不相信爺爺是會發火的人。”李曉洋說，從小到大，爺爺從來沒在生活上說過自己一句;而在工作第一年，爺爺第一次訓了他。

　　2011年12月，李雲鶴帶隊的甘穀大像山修複組因為天氣寒冷暫時停工，回到敦煌研究院。不允許浪費時間，老人就給新人培訓怎么做石膏翻模，李曉洋也在其中。第二年3月，工程複工，需要石膏翻模，結果幾個年輕人全忘了。“爺爺挨個兒批評，‘怎么這么不用心!’一邊批評，一邊現場又教了一遍。”

　　其實，李雲鶴特別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直到現在，老人仍然戴上頭盔和手套，跟年輕人一起爬20多米高的腳手架。敦煌研究院的年輕人都管他叫“爺爺”，不明真相的外人乍一聽都很驚訝，“李老師，你怎么這么多孫子啊”。

　　李雲鶴經常給孩子們講一個故事：上世紀50年代後期，自己剛來敦煌不久，院裏請來一位捷克專家做指導，但這位專家每天要曬日光浴，覺得敦煌條件太艱苦，沒待多久就走了。李雲鶴特別遺憾，只好揣摩捷克專家留下的一些工具，摸索創新適合莫高窟壁畫的修複方法。

　　在上世紀60年代，李雲鶴修複了敦煌莫高窟161窟，此後他每年都要去那個窟——他想知道，自己在修複壁畫過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藝能保持多久——時間證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沒有任何問題。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中心有60多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輕人占到三分之一。年輕一代有了更多中外交流的機會，院裏長期和日本、英國、美國等國的研究機構合作與交流。年輕人的觀念也更加開放，常會主動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藝。但李曉洋深知：做文物修複，不是創作，是保留，創新也要在“守舊”的基礎上，“能用木楔子的地方，絕對不能用鋼釘”。

　　曾有人建議他們用3D打印，比如佛像的胳膊斷了，可以3D打印一個，肯定比人手操作精准，但最終修複師們沒這么幹。李曉洋說：“這一次的確是複原了，但會對後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礙。創新的材料和工藝，可以在做複制品時嘗試，對文物本體的修複，我們還是堅持用傳統工藝。”

　　修複前後的照片對比，讓你覺得值，沒白幹!

　　作為一個資深跟班，李曉洋清楚地記得，1998年的夏天，爺爺在甘肅武威做天梯山大佛的複原修複工程，放暑假的他就跟著一起去，“那尊佛像特別大，成年人站到跟前還沒佛像一個耳朵大”。李曉洋跟著爺爺吃住都在工地，條件十分艱苦，“住的房子就搭在懸崖下，刮風漏風，下雨漏雨”。

　　“很多文物點離市區相當遠，水電都費事，有的地方還要搭帳篷。尤其是新疆克孜爾石窟，爺爺去修的時候，連一棵樹都看不見。”李曉洋說，現在條件好多了，但修壁畫仍然是個苦活兒：修墓室壁畫，陰冷，地面能滲出水，好多人關節疼;在高原地區修壁畫，一修幾年，留下高原後遺症;即便是最普通的地方，修複現場也是塵土飛揚，“有一次修一座佛像蓮花座下的坤門，那么大一個泥塊，一個人搬起來都費勁，打磨後，全身都是土”。

　　河北曲陽北嶽廟是李曉洋真正開始修複壁畫的地方。2012年8月剛來時，廟中德寧之殿牆上的壁畫幾乎完全被浮塵遮蓋，“站在殿中央，往左右看，都看不清有畫”。修複團隊搭了四層高的架子，開工——他們的對手有粉塵、蝙蝠糞、破碎的磚，還有悶熱的天氣。“每天就在架子上待著，一坐一天，越高越熱，沒有一絲風，下班回去，衣服脫下來能擰出水。下雨更糟糕，進殿的石板路上，能看見熱氣蒸騰。”

　　修複完成後，北嶽廟的一個工作人員激動地對李曉洋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么清楚的畫面!”

　　而對李曉洋來說，工作最快樂的時刻，就是做修複對比的時候。修之前，拍個照，修完後，同角度再拍個照，“兩張照片放在一起，不用PS，那種震撼，讓你覺得值，沒白幹!”

　　李曉洋說：“我能修壁畫，我很幸運。我能有幸看到、觸摸到幾千年傳承的藝術品，更要沉下心，拾起這門手藝。”

　　“什么是工匠，就是時間。”這個道理，李雲鶴懂，李曉洋也開始了自己的領悟。

　　記者：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