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易憲容

　　內地居民的債務風險，政府一向認為處於低水平，特別是與發達市場國家相比更是如此。其比較的指標有兩個，一是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從這個指標來看，內地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在2016年底達到44.4%，槓桿率并不是太高。比如，從歷史經驗上看，截至2016年底，美國的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為79.5%，日本為62.5%，英國為87.6%，這些國家都遠高於中國內地居民的債務水平。

　　難與外國作比較

　　另一個指標是家庭的房貸支出與收入比。2006-2016年間，中國內地家庭房貸支出與收入比從33%上升到了67%。美國家庭房貸支出與收入比在2006年時是99%，2007年美國家庭房貸收入比達到了101%，突破極限后旋即爆發危機。但是以這個指標來看中國，中國居民的債務風險離危機還是相差太遠。

　　但是最近有媒體驚呼，如果以內地居民的存款減去貸款，存款將急劇下降，內地居民的債務風險正在急劇上升，政府不得不密切關注。截至2017年5月，央行公布的境內居民住戶存款62.6萬億元，居民住戶存款月月攀升，不過，更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是，境內居民人民幣貸款已經從2010年的8.8萬億元飆升到現在的36.4萬億元。把境內居民的人民幣存款減去住戶的貸款后發現，內地人手里已經沒有大量存款了，全國居民净存款僅剩26萬億元！

　　這些比較意義大嗎？其實意義是不大的。因為就內地居民身份來看，與美國完全在不同的意義上。內地全體居民可分為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對於農村居民來說，其用按揭貸款購買住房的比例基本上會很小，甚至小到可忽略不計。如果占人口半數以上的農村居民沒有做按揭貸款，那麼其債務當然是很小，而內地居民的債務基本上是由城市居民承擔。在這種情况下，如果把農村居民占整個人口比重剔除出來，內地居民債務占GDP的比重會低嗎？會是2016年底這個44%的比重嗎？當然不是。所以，內地居民與美國居民的身份結構不同，其家庭債務占GDP比重的含義也會完全不一樣，兩者相比較所得出來的意義完全不同，比較的意義本身就不大。

　　再就是內地居民的房貸收入比與歐美國家的居民房貸收入比，其意義也會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一是當前內地購買住房的居民人口結構與美國會有很大不同。當前內地購買住房的居民主力是1980至2000年這個時代出生的城市居民。他們基本上是獨生子女，所以即使他們購買幾套住房，也基本上是整個家庭幾代人在償還。如果按照現有的數據，其風險還會更小。二是內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意義與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意義也相差很遠。歐美國內居民的收入基本上是公開透明的，國家稅收部門能夠準確把握，但是內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則完全不同，既有公開透明的收入，也有灰色的收入。

　　風險取決於房價漲跌

　　最為重要的當然是第三方面，即內地居民在申請住房按揭貸款時，其收入證明真實性往往是令人質疑的。內地許多城市居民為了購買住房申請按揭貸款，往往會虛報收入水平，甚至於完全造假。所以如果以居民購買住房時的收入證明來測算其按揭貸款風險高低，實際意義不會太大。而用這些數據作為測算依據來比較更是意義不大。這就是為何中國政府一定要托住房價，不讓房價下跌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內地的房價下跌不僅會改變整個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預期，從而導致房價更是下跌，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房價下跌，房地產市場各種虛假因素所吹大的泡沫很容易破滅，整個內地房地產市場的風險都會暴露出來。可是，在歐美國家，哪一個國家會對房地產市場調控而托住房價呢？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市場與歐美國家完全不同。

　　至於中國內地居民存款與貸款的加減數更是意義不大。一是內地居民的存款到底在什麼人手上？可以說，內地居民的存款量這樣大，肯定不是平均分布，而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上。絕大多數人與這個平均數相關性不大。二是內地居民的貸款是什麼人在承擔？同樣是在少數人手上，尽管這里少數人的範圍會比存款人的少數人要大一些，但仍然是少數人，而且兩者肯定沒有多少交集。兩個沒有多少交集的數字放在一起，不存在多少意義。所以全國性的存款增加或減少，都不會因此而增加或減少內地居民家庭貸款人的債務風險。所以，當前內地居民家庭債務風險完全是以房價上漲或下跌在賭博。如果房價上漲時，這些借有大量債務的少數人債務負擔多重也風險不高，所以政府一直在用高槓桿鼓勵進入房地產市場。如果房價下跌，內地居民家庭所有的債務風險都會暴露出來。內地城市居民的債務風險完全取決於房價是上漲還是下跌。